《管理美元》作者船桥洋一：日本广场协议的中国借鉴

1988年，当我通过IIE（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管理美元》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战依然激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负责经济事务的记者。那段时间，每天报道的内容都是美日两国的贸易问题。从家电、汽车、机床、精密机械、工程机械、通信机械、半导体、超级计算机到烟草、大米，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贸易摩擦。在美国，要求对日本商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呼声与日俱增。

两国政府在各个行业领域不断进行谈判，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仍在恶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常账户也存在巨额逆差。由于利率高企，坚挺的美元抑制了出口，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

如果局势持续下去的话，要求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国会将会采取主动措施。不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抢先了一步。他的历史观是，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部分导致了大萧条，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绝不能再干这种蠢事。

美国打出的王牌是主要国家间的货币汇率调整，从而大幅推高日元、压低美元，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1985年9月，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调整以美元、日元和马克为主的汇率。

广场协议中提出并在1986年4月的七国集团东京峰会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中重申的经济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主要国家间从没有进行过这种深入和多边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卢浮宫协议之后，这种政策协调也没有了。

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从美日经济关系的角度，广场协议也是另一场全球经济治理与领导“权力得失”的戏剧性事件。

不过，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贸易（和创新）导致的赢家和输家出现，各国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

在维持自由贸易、确保经济增长时，需要考虑保护主义者的呼声并适时释放这方面的压力，否则将导致尖锐的经济民族主义。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五国集团国家共同的问题。

30年后，面对英国脱欧（欧洲统一进程中的阴影）、特朗普时代的到来（美国优先）、马克龙的胜利（消解左右分歧），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广场协议。

在华盛顿，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弱势美元的支持者。如果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无明显收窄，将出现一个广场协议2.0”。目前，中国20%的出口商品以美国为终端市场，这一水平同1989年时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相当。

2016年10月的G20（二十国集团）会议声明：“我们还将致力于减少过度失衡，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提升包容性并减少不平等。”但这仍然只是一句口号，并没有实际行动。峰会会议室外走廊上可以听到窃窃私语：需要一个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广场协议2.0。G20国家缺少政策行动的局面不能一直持续。

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挤破日本泡沫进而打击日本金融实力的“阴谋”。日本的确经历了金融崩溃、长期通缩和泡沫破灭后“失去的十年”。但要说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实力的阴谋则是谬之千里。

相反，在日本，许多人认为广场协议为泡沫奠定了基础，但这与事实不符，日本的泡沫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日本确实诉诸宽松货币政策，以便在广场协议之后遏止日元过度坚挺（弱美元）。但要说这是日本泡沫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具有说服力。

在谈判签订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过程中，日本原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当时的政策过于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没有落实财政刺激政策，也没有推动金融重组和住宅管理规则方面的改革，虽然早已有了如前川报告这样的改革方案。

从治理的角度看，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在于，烟道式的官僚主义壁垒阻断了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全面最优解决方案，是止步于次优选择。

可以说，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改革措施。广场协议并不是问题之源。

要说广场协议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当时的日本银行（日本央行）被政策协调进程“推向”宽松货币政策，这让其感到不光彩。因为有“消灭”泡沫的责任感，日本银行在1989~1990年期间连续五次上调利率，合计上调了3.5%，结果是矫枉过正。

耗时于不良贷款的处置、对僵尸银行和公司的“市场出清”迟疑不决，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那时日本才开始减计不良贷款并最终决定全面注入公共资金。危机造成的一个结果值得特别提及：日本的金融危机仅限于自身，并没有引起全球金融恐慌。我还记得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弘一当时绝望的表情，他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避免日本引发全球金融恐慌。”

过去100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两次危机都始自美国。这些危机对国际和平与繁荣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对美国的声誉有多大损害？

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终极责任是稳定内部和外部金融秩序。基于此，再考虑其本币能否作为“安全货币”，换言之，是否可以确立为储备货币。

21世纪，这一责任将落在中国身上，因为中国将同美国一样，成为超级经济大国。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构建开放的区域秩序、负责任地应对全球化、建立纠正全球失衡的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并提供公共品、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挑战是必须要应对的。

（作者系《朝日新闻》前总编，本文摘自《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中文版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获评2018“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年度人气书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