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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产的自由:劳动卷进了真正的理智活动

第一财经 2019-08-30 13:57:38

作者:割麦子    责编:李刚

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兼政治家将以选举权为首的一系列“权利”仅仅赋予有产者,这样的自由表面上是彻底的,实际上只是强化特定人群的自由。

左:《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12月版

中:《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

[英]埃德蒙·柏克著 商务印书馆 2001年1月版

右:《自由史论》

[英]约翰·阿克顿著 译林出版社 2001年8月版

偶然翻出本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发现一晃,距离这本政治学名著的中译本首版,已经整整20年了。当年,它和柏克的《自由与传统》、阿克顿勋爵的《自由史论》相前后出版,应该是对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兴起,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今天重读,才意识到贡斯当、柏克、阿克顿们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他们运用最核心的那些概念的方式,还是需要非常小心地加以甄别。

通常我们认为,思考是凭借概念,而概念只要足够清晰准确,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关于“自由”之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取得共识有难度,关于椅子、瓶子这类“物”的概念,接受度就高得多。一个有钱人眼中的椅子、瓶子,在一个乞丐眼中不依然是椅子、瓶子吗?当然,它们在有钱人和乞丐的生活中各自扮演的具体角色,换句话说,它们的外延是很不同的,但它们的内涵似乎应该区别不大。是这样吗?

多梅尼克·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给出了一条重要的批判意见:

“如果说,在自由主义传统中,财产的缺乏给知识分子投下了怀疑的影子,他们要被迫谋生,那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则恰恰相反。康德在重申他作为理性共同体的知识概念(每个人都分享了或可以分享它)时发现,那些支持唯一的、启蒙的(贵族的)思想的人,通常是‘那些靠私人收入为生的人,他们或是非常富裕,或是平平常常,他们与那些要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形成了对比。’‘简言之,他们觉得,他们属于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不必工作。’结果,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用一种主人——他无需麻烦地证明对他的拥有物的所有权——的语调’言说和进行哲学探究。闲适就相当于免除了‘概念的麻烦’,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的麻烦’正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对于黑格尔、康德以及整个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劳动卷进了真正的理智活动的定义。”

上: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  下: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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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贡斯当、柏克、阿克顿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哪怕是“自由主义最先进的代表”托克维尔,都支持一种基于财产权的选举,其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

一,财产保证了人有必要的闲暇,从而就有了自由思考的空间,相反,那些“无产”因而必须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维持生计的工作的人们,则局限于“外在依赖性”,要么根本不思考,要么思考受制于其生存状况导致的片面性,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工资劳动者由于劳动的单调,“普遍变得愚蠢和无知,其程度达到了人类可能具有的程度”,因此他们不能够参与“任何理性的对话”或是“怀有任何的丰富的”情感。

二,财产保证了人有足够紧密的社会联系,以如今用滥掉的说法,就是“接地气”,因而不会被知识分子的空想所蛊惑。贡斯当们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便是那些鼓动革命的知识分子们的共同习惯,是“蔑视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不顾现实的、感性的世界,像狂热主义者一样推究社会状况”,所以不拥有任何财产的知识分子有阐述和坚持应用“空想理论”的倾向,并被“对一个他们不能适应的社会的不满”所驱使。在贡斯当们看来,这种不顾历史脉络与现实依存关系,而奢望通过革命一下子建立“美好新世界”的观念,当然是抽象的、空洞的甚至血腥的。

然而,尽管贡斯当们对雅各宾专政的恐惧有其现实依据,并且对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片面化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也不无道理,但其试图将某种思想(非狂热化)的保障溯及财产权,却是个想当然的、意识形态化的并且极度简单化的命题。相反,康德则强烈地捍卫理论,捍卫那些“形而上学家”(即贡斯当们所说的抽象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看来,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其“改善世界的强烈愿望中”,愿意做“不可能的事情”。

在德国古典哲学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论争中,谁更正确?这个问题远远不是能一言以蔽之地给出答案的。什么“理论”?怎样的“现实”?这些都不是仅就一个词能判定对错的。如何既不脱离现实又不沦为保守派、反动派?这才是我们要时刻面对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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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支持唯一的、启蒙的(贵族的)思想的人”指的是谁?指的无非是贡斯当、托克维尔这样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兼政治家。三个修饰语——唯一的、启蒙的、贵族的——在这里恰恰三位一体。之所以是“贵族”的,是因为将以选举权为首的一系列“权利”仅仅赋予有产者,这样的自由表面上是彻底的,实际上只是强化特定人群的自由。所以即便是托克维尔,内心深处都对大众民主充满了恐惧。

而贡斯当,如果仅从话语出发,你会看到他强烈支持直接选举,但实际上他所支持的直选是有前提的,那便是1835年的人口普查。这就是为什么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背景知识作铺垫的原因,否则你就只能读到一堆似乎不证自明的大词。贵族自由主义者觉得自己既思想深刻(由大量的无需工作的闲暇时间来保证),又紧密联系现实(由财产及其买卖来保证),所以他们提出的保守的渐进改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也因此,就需要向盲目的大众和狂热而浅薄的知识分子“启蒙”这唯一的真理。

然而,接下来的这句一下子点明了这种自封的三位一体的命门所在,所以极其关键——“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用一种主人——他无需麻烦地证明对他的拥有物的所有权——的语调’言说和进行哲学探究”。“主人”对自己的“拥有物”——换句话说,财产——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举例来说,这位“主人”拥有一张桌子,在他眼中,这张桌子或许很美,有巴洛克式的装饰,有陶瓷或马赛克的镶板,有弧线造型的桌腿和真皮覆盖的桌面,等等。“主人”会非常喜欢这张桌子,但仅此而已。在他心目中,至多会想,这张桌子漂亮,是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要关照女仆擦的时候小心不要刮花,是把它放在书房还是客厅里呢?……

“主人”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张桌子,其所能达到的“概念”,大致上也就是如此这般了。而它为什么会是此时此刻以此面貌出现在“主人”面前的这样一张桌子,则是“主人”完全不能思及的,是其思维的盲点所在——“主人”没有能力对“拥有物”的前提发问,通常,他们所能设想的唯一前提,就是它是我因为喜欢或需要而买来的。换言之,贵族自由主义者对自己使用的那些概念的前提缺乏反思的能力,它们基本上是自明的,是“常识”,是历史“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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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适就相当于免除了‘概念的麻烦’,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的麻烦’正是知识的先决条件。”真是一针见血。“主人”将自己对“拥有物”的占有看作理所当然,但这理所当然却损害了他对事物的概念,进而损害了他的知识构成。

仍以桌子为例。对“主人”来说,它无非实用性和美观性这两方面,最多在买卖的时候再考虑一下它的价格——至于它的价格究竟怎么形成,则又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了,他们关心的也就是可见的在市场上波动的作为数字的价格。但这样的桌子概念无疑是极不完整、极为偏颇的。一个工匠的桌子概念就与此截然不同。工匠第一眼看到这张桌子就会看到它的工艺,它是用从哪里找到的木料,用怎样的方法运到了哪一家作坊或工厂,用手工还是机器做出了零部件,又是用怎样的方式榫接、组装,等等等等。

“概念的麻烦”便在于概念不是自明的,凡概念都有前提。笛卡尔试图将“我思故我在”的“我思”一劳永逸地作为一切概念的自明前提,但他失败了。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以数学家式的清晰为我们演示了这一悲壮的失败。直到黑格尔,将这一追根溯源的努力牵引到“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事情才有了转机。这且不论。对习以为常、众所周知的概念的前提的不懈追索,正是知识的来源。如果我们囿于“主人”的桌子概念,我们的知识就很有限,而引入生产这张桌子的工匠的视角,指出“主人”的桌子概念是建立在工匠通过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生产出了桌子这一前提之上的,顿时知识就大大丰富了起来。所以才要说,“对于黑格尔、康德以及整个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劳动卷进了真正的理智活动的定义”。

贡斯当们的要害,便在于本质上蔑视劳动和劳动者,然后仅仅以他们贵族自由主义者所看到的“事实”、所感受到的“现实”、所具有的“感性”为“唯一”正确的对大众的“启蒙”,而没有意识到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或许恰恰埋藏在他们不愿或不屑去触碰的肮脏、繁重乃至血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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