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信安金融集团亚洲区总裁张维义：新兴市场是最优先的投资目标

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在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中起到了难以忽视的引领及推动作用。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保护主义的逆风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连续三年下滑，收缩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在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都努力推进多边贸易及市场开放的同时，少数国家却开始重新审视贸易开放的风险，收紧了贸易或投资方面的管制措施，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相关风险呢？

带着这些问题，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专题研讨会上，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在全球管理资产近7000亿美元的美国信安金融集团亚洲区总裁张维义。他认为，全球外商投资的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确定因素和未来的不可预期。

此外，张维义指出，开放并非造成风险的“罪魁祸首”，要想降低风险，最佳方案是有一个能强力推动准确政策的好政府。

政策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放缓

第一财经：全球FDI已经连续三年下滑，比如欧洲地区接收的FDI同比减少超过20%，你认为全球外商投资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维义：最近三年最大的变化源自三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第一是发生在欧洲的英国脱欧。因为脱欧迟迟缺乏配套措施，以前很多公司尤其是金融服务公司都集中在英国，现在不知道是该留在英国，还是离开去往其他欧洲国家。而且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见得可以很快替代英国的角色。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企业有些进退两难。拿信安为例讲，我们会保留伦敦公司，可是我们也在日内瓦和法兰克福设点，但也不敢设太多人，伦敦也不敢减员太多人。我相信我们不是个案，很多公司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GitaGopinath）也在本次会议中说，如果要做长期投资，企业最大的考虑点就是政策的稳定性和预期性。可是，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没有的话，大家都不敢做长期投资。所以这可能是FDI大幅下降的来源之一。

第二是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一些人在考虑去越南，但越南有一个问题，它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一小部分，如果大家都迁往越南，越南的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比较严重，造成其他连带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是制造业公司，就会发现中国市场很难替代。因为要找到这么多的员工，要找到整个行业的配套体系然后建厂，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世界上有五大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但印度、印尼和巴西也不一定能替代中国的生产地位，因为可能它们的教育水平没有这么高，企业的配套措施和行业的配套资源也都不够。所以，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很多投资就放缓了。

第三，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所以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在未来12个月会有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再观望一下呢？大家都在等的话，数据自然就下来了。我觉得更多的是，环境非常不稳定、不确定，导致长期的投资决策很难落地。

风险与开放的关系：好政府是关键

第一财经：戈皮纳特称，全球经济增长70%的动力都来自于新兴市场，但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存在不少风险，比如处在经济危机边缘的阿根廷。阿根廷在2015年开放资本管制后，也给了外国资本攻击比索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开放与风险的关系？

张维义：风险和开放的关系，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个好政府。

阿根廷不是因为开放资本账户才产生了现在的危机，实际上阿根廷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阿根廷后面路线走偏了，选择将好处分给少数群体，经济体系因此发生混乱。而上世纪80年代出现问题，此后没有一届政府可以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信安在拉丁美洲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是智利。当时，智利吸引了许多在美国深造的本国人才回流，比如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然后陪同政府去做经济改革。在80年代的时候，智利采取了几项重要举措：一个是养老金改革，一个是把经济体系市场化。

在当年的几项改革后，智利从一个相比阿根廷更贫穷的国家摇身一变为拉丁美洲最好的经济体，它的养老金体系比较完善，经济也发展比较快。如果阿根廷有智利政府的体系，你可以想象阿根廷今天的经济会是怎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新兴市场未来如果要平衡风险，最大变量取决于政府，要有一个好的政治体系。要做决策、要快速发展的时候，还是要有政府能够统一推动一件事情。在第一阶段后，就看政府怎么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的一条路。开放是一回事，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也要跟上。我觉得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实践就是让政策落地。

新兴市场和人口大国是投资目标

第一财经：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仅2018年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100多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举措，其中大部分是旨在促进投资的规条，但也有接近1/3是属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作为私营投资者，如何看待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

张维义：第一点，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值得我们投资。做生意或做投资要看到三点，市场有没有潜力、长期能不能得到预期回报，以及市场未来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好。从这些方面进行评估，你会发现很多国家不一定会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这些国家就被筛选掉了。

所以，即使一些国家不欢迎外资企业参与，那也没有关系。譬如说，信安就很清楚我们想投资的地方，第一是新兴市场，第二尽量是人口大国。现在信安除了在美国外，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印度也都有业务，因为这五个国家未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如果可以在这五个国家完善布局、能够稳健发展业务的话，你可以想象未来的业务量到底有多大。所以这五个市场是我们最关注的，尤其是会关注开放程度。

开放（的效果）从一方面来说靠政府，政府有自身的考虑，要平衡长期和短期的风险。另一方面，从全球性企业方面来说，也要协助政府将风险判断清楚，在政策落实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弯路。作为全球养老金管理公司，我们在很多新兴市场都有经验，总部也在美国，所以我们可以把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拿到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那里，在做养老金改革的时候提供建议，避免它们走弯路。

发展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互相信任，大国与大国之间要有相互信任，企业和政府之间要有相互信任，通过这种交流、分享和透明的沟通，无论是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建立高度的信任。这样随着行业的发展，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关起门来以透明的方式交流，逐渐得到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