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和普及教育，谁是应对人口缩减的更好策略

中国人口尤其是新生儿数据的每一次公布，都让人口问题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并让鼓励生育，尤其是真金白银刺激生育的举措，显得更加必要，并逐渐从讨论走向现实。济南、深圳等地育儿补贴政策相继推出，预计更多地区将跟进。

经济放缓，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令人担忧的后果。从经济角度出发，鼓励生育是不是当前唯一，或者最优的选择？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因为鼓励生育，其必要性无疑，但可能性却面临挑战；而同时，围绕人口问题，数量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人口素质也很重要，而且存在相当可以作为的空间。

一国经济可以随人口数量上升而增长，也可以因人口素质提高而推动，在这两条基本路径之间，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概念的探讨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如GDP＝人口数量×人均GDP这一公式所示，一国经济总量是由人口数量与人均产出共同决定的。在人口数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均产出的提高也能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

怎么提高人均产出？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高低服从普遍的经济规律，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讲。从城市化的角度，人均产出可以因为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内部更高的集聚水平、更强大的创新而提高；从产业角度，更高的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内更大份额的高端制造业、第三产业内更大份额的高端服务业，也能推高人均产出，带来经济增长。

在这些渠道与机制中，除开人口数量会通过市场规模产生影响之外，人口素质这个看似完全隐形的变量也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人口素质不断提升，同时配合国内经济体制、国际贸易条件等因素，高水平的城市化及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才有可能，人均产出提升所导致的经济总量增长才能实现。事实上，教育普及的不足正是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中绕不开的一条，由此面临经济停滞、收入分化的双重困境。反过来，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几个跨越发展陷阱的东亚经济体，无一不是教育普及的模范生。

由上可知，我们关于人口问题所有经济后果的讨论，都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而是通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共同作用而发生的，两者不可偏废。相比中国老龄化趋势，尤其是走低的新生儿出生率问题，中国人口的素质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从存量看，根据联合国202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限仅为7.6年，位于全球平均水平之下；从增量看，青少年预期教育年限为14.2年，已达全球平均12.8年之上，但仍有相当的进步空间。我们高中阶段教育尚未完成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1年达57.8%,而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一指标已分别为65%（2019年）、102%、93%。

因此，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数量，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理论上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途径。问题在于，谁是更有效的选择？谁是更可及的选择？任何政策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国家财政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当平衡和取舍不可避免，如何决定优先与权重？我们的答案是，提高人口素质值得应有的优先，因为就推动经济增长来说，它是当前条件下更现实、更便宜、更有效的选择。

量化的对比

我们从国家财政投入出发，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看同样的投入之下，鼓励生育和普及教育谁能带来更大的国民收入增长。这里国民收入的含义非常直接，就是劳动人口收入。由于劳动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作为后者的一个代理，同时劳动者收入也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意义所在。

具体而言，我们测算两大政策选项下分别两种场景，一共四个场景的投入回报率。

第一，给定教育普及水平不变，将财政支出用于鼓励生育，以高低两种成本测算（每个娃40万或80万元）为投入，并加上现有教育普及水平下的教育投入，得到一个“平均”的新出生人口终身收入为回报。

第二，给定人口出生不做干预，而将财政支出用于更高程度的教育普及（普及高中、本科教育两种场景），以两种教育普及下各自的生均经费增量作为投入，而以两种教育普及各自的终身收入增量为回报。为了规避疫情的影响，除了鼓励生育的成本数据基于学者的测算，其他数据基于2019年，包括教育部公布的各等级教育全国生均经费、教育普及程度数据，以及用于劳动人口收入测算的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调研数据。测算结果显示，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高等教育的回报远远高于鼓励生育的回报。

为什么两大政策选项的回报差异如此之大？首先，鼓励生育的回报低于教育普及比较简单，因为鼓励生育本质上是一件更难的事，意味着国家财政在承担现有教育支出的基础上，还要额外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去推动一个娃的出生。以2019年为参照，一个“平均”中国人完成教育全程所需财政经费为21.8万元，而终身收入为223万元。在此基础上，如果需要再花40万元、80万元，或哪怕一个较低数额的财政资金去鼓励出生，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去算，回报没变而投入增加，这种场景下的回报率一定是降低的。

要进一步理解两大政策选项之间量级上的差别，则要从不同教育水平投入与回报的详细数据中去找原因。从2019年CHFS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年度收入数据可以看到，人口收入在不同教育程度之间差别巨大，而且随年龄而变。初中及以下教育人口的年收入在26~35岁之间最高，之后不断下降；高中教育人口的年收入在36~40岁之间最高，之后不断下降。相比之下，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人口的年收入随年龄上升，而且在各年龄段上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教育人口的收入。当我们把26~60岁这35年中年度收入的累加作为终身收入的代理，则四种教育程度人口的终身收入取整后分别为120万元、160万元、230万元、350万元。即以2019年的中国经济为参照点，高中教育相比初中教育带来40万元的收入增量，而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相对于高中教育的增量高达70万、190万元。考虑到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的年度生均经费不过2.3万元，教育由高中向高等教育普及体现了明显的边际递增，相比鼓励生育的选项，表现出压倒性的回报率。

需要指出，以上测算为简单静态，没有考虑投入与回报各自的动态演变、一般均衡以及时间折现，因此，各回报率仅为简化下的匡算。但由于这些简化同时作用于四种场景，因此对不同场景的相对表现影响很小。

实际上，我们的计算还含有两个重要的简化。第一，为了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数据中的单一口径一致，我们并没有直接使用本科及以上教育人口终身收入350万元，而是将其与大专/高职教育人口的终身收入230万元简单平均而得到290万元，作为高等教育人口终身收入，这一处理压低了高等教育回报的上限。

第二，我们没有计入两大选项之间的时间差异。教育普及的两种场景分别针对初三（15岁）、高三（18岁）学生，其影响将从3年后的高中毕业、4年后的本科毕业开始，通过同时成为中国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新生力量而产生回报。而鼓励生育意味着新出生人口将在15年、18年后才来到同样的初三、高三节点，由此导致的未来收入折现会更进一步降低鼓励生育的回报，而使普及教育的回报优势接近10倍。

因此，除非人口数量下降到影响国家安全与存续，从经济角度来说，在当前条件下，将财政资源用于提升国民教育程度，是远比推动人口出生更加经济可行的选择。较早实现高教普及的部分欧美与东亚地区，已经基本用尽这个选择，而对于我们来说，提升教育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未必不是好事。

额外的说明

此外，相比素质结构不变的人口数量平推，人口素质导向的政策选择在有利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有改善国民收入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极大意义。由于教育程度对国民收入的基础与决定性影响，如果不能在教育环节抹平国民之间的差距，则收入差距及其衍生问题的后续解决将极具挑战。因此，教育的普及与均等，对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阶层固化影响重大，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其意义未必在鼓励生育之下。这种结构性效果也是数量导向的人口干预政策所不能达到的。

着眼人口素质的教育普及与着眼人口数量的生育鼓励本质上并不矛盾，前者更像后者的一个切入点或前站。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幼、小、初、高阶段的内卷，家庭为子女教育在时间与金钱维度展开的竞争，根本上都在于初中之后各阶段的不断分流以及最终回报上的巨大差异。高中教育的完全普及、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直至高等教育层面各高校之间的适度均等化，将有助于间接地，并从源头上缓解幼、小、初、高阶段的教育内卷。因此，国家为教育普及所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将有利于家庭层面的子女养育成本的降低，从而起到鼓励生育的效果。当中国的教育普及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时，或将是更好的时机再把直接干预的重点放回到人口数量上来。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值得认真应对，但当我们放宽视野，考虑更多的选择，并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进行平衡，中国目前最值得着手的选项可能并不（仅）是人口数量，而是多年来各方面始终关切的人口素质和教育普及问题。在教育普及上我们已有长足进步，但前面还有星辰大海。本文的测算粗浅而有限，没有涉及更多的问题，例如，普高与职高之间如何选择？相比教育向上普及，回报更高的学前乃至幼儿阶段教育干预如何实施？本文的测算或许值得成为一个提醒：人口问题不仅是数量的问题，还有质量，两者应该协同考虑。此外，教育普及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回报如此之高，它权衡的对象不应该限于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而是其他所有涉及重大投入的政策选项。

（张进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农业经济学博士，史京晔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