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万历三十八年的初夏，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离开了人世。他的临终遗言是向一位从未谋面的科东（Pierre Conton）神父表达自己的敬意和祝贺，后者当时担任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忏悔神父。而利玛窦在中国的终极愿望——成为万历皇帝的神父，则至死没有实现，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一面。他不会想到，几百年之后，人们因为他对于东西文化的沟通融合而纪念他，甚至视他作中国自魏晋佛教传入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接触“西学”的起点人物。他对于中国科技的影响尤其深远，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李大光教授这样评价他：“利玛窦在中国科技传播的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他不是专门为传播科学知识而来，虽然他是为了传教而来，但是他第一个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到中国，还翻译了很多天文、几何著作。关于他的内容，在我们专业（科学传播专业）上都要讲到2个课时。”

他为中国带来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西塞罗、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为基础，用中文撰写了《交友论》；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历法、钟表制作方法，甚至后来被当作钟表行的祖师爷。他还带来了测量术，绘制极大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让当时的中国人得以对世界其他部分有所了解。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他带来的水利知识和火器制造知识，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他帮助改进了火炮的铸造工艺，对明代对外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他的影响，《明史•徐光启传》里这样描述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从炼金术、记忆术到历法

“万历皇帝对于他的印象都来自于自己的宦官的观察，让宦官找人给利玛窦画过等身的肖像，看完以后觉得，他是个波斯人。利玛窦第一次入宫，万历曾经躲在帘子背后，听利玛窦唱过西洋歌曲，并且让他讲解歌曲意思。但是利玛窦最终还是没有亲眼见到万历皇帝”，浸淫利玛窦研究多年的意大利学者菲利普•米尼尼这样介绍道。他是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文化技术交融的使者》的策展人，也是利玛窦的老乡：意大利马尔凯（Marche）大区马切拉塔（Marcerata）城人。“不过他之后的传教士，就不少都见到皇帝了，还有很多成为了皇帝的身边人。”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的这番话，假使利玛窦泉下有知，估计会感到欣慰。

沿着达伽马开拓的航线，利玛窦历时8年，从葡萄牙出发，绕行好望角，一路经过印度，1583年到达中国。至此开始了他在中国将近30年的华夏生活，一直到1610年在北京病逝。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请求下，明当朝罕见地赐予他一块墓地。当时有人反对，徐光启回应道，“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虽然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并不成功，但是身后却备极哀荣，李之藻还为他购置了上好的硬木棺材。

他最早是以炼金术闻名，引来诸多好奇的中国人。后来到了南昌，则四处展示自己“过目不忘”的记忆术，还专门撰写了《西国记法》一书，向志系科考的中国士子传授。尽管在史景迁看来，这种记忆法似乎并无大用，但是凭借这一奇技，利玛窦又敲开了一些士大夫的家门。在利玛窦1601年最终成功迁居北京之后，1605年他给若奥•阿尔瓦莱斯（Joao Alvares）神父写信，请求派遣一位通晓天文学家的耶稣会士前往北京，“这一领域对于朝廷非常重要”。在他看来，这样可以提高耶稣会士的地位。抛开他的传教目的，彼时明朝使用的还是郭子敬修的历法，并不准确，而利玛窦自己就曾经数次成功预测日食和月食。在他之后来到中国的汤若望承继了利玛窦的这个理想，最终和徐光启一起修订了“崇祯历法”。

古典经院学说在东方

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会突然醒悟，原来文艺复兴与风雨飘摇的大明万历王朝居然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说利玛窦在16世纪就来到了中国，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地理、几何知识。但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的科技还是落后？这中间的400年，我们干什么去了？我们相当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李大光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主编《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何高济先生曾经畅想过，假如当时前来中国的不是利玛窦修习的以托勒密宇宙体系为核心的经院学问，而是培根等等早期启蒙学者的自然科学精神，中国会面临怎样的机遇，有怎样的发展？尽管意大利学者埃莱奥诺拉•埃米利指出，“利玛窦并不知道，在欧洲，托勒密体系的地心说已经被哥白尼学说和其他相关学说取代”。但那些知识对于仍然信奉“天狗食日”、相信“天人感应”的明代人来说，已经弥足珍贵。

根据基督教史研究专家朱维铮先生的考证，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实理公法全书》，其思路来自于当时利玛窦传来的《几何原本》。康有为将《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一路推衍至社会政治领域，他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将此阐发成自己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张蓝图就是他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同书》。在埃米利看来，《几何原本》的翻译乃是利玛窦最大的成就，影响深远，“他将欧洲科学模式传入中国的活动则产生了持久的效果，《几何原本》至今仍被中国学生采用”，在他看来，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西方科学精神，是利玛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真正重要和持久的贡献。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古典理性逻辑精神，对于后来的儒家“实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专心于各种经世方略的徐光启就是“实学”最显明的代表。

但利玛窦对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利玛窦为什么坚持要去北京？他为什么不在韶州或者南京呆着就好？这是因为他要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只有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他才能或者文人儒士的支持和认可。”李大光这样分析利玛窦虽然饱受挫折，仍然执意上京的动机。但这最终没有实现，万历帝只对于他贡献的“方物”当中的自鸣钟有些兴趣。被天主教奉做圣物的圣骨，万历帝的反应是：“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利玛窦自然也不会想到，大约在他身故200年之后，在沪上很多钟表店里都供奉有他的画像，他被视作钟表行的保护神。

以狂狷著称的明代诗人李贽曾经写过一首题赠给利玛窦的诗，里面写道：“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当我们回首过去的400年，大约也有同样的感慨。李大光对于中国错过利玛窦所给予的机会，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他们那时候科学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其他时候科学与政治、与国家的政策都密切相关。只有得到国家、统治阶级的支持，科学才可能获得比较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