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红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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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85年,无名、星星和草草等画会不经意间开启了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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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年的北京,一个冬日,一栋苏式大楼里,一群人举办了一场地下画展。

画作被放在大衣里,分批带进住在这栋楼的张伟的家。“那天两间屋里挤了十几人,至今没人记得清参展的有哪些画,但人人都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兴奋。许多人把这次展览看作一次洗礼。”参加了这次画展的画家王爱和把这段记忆写在了她的《无名画集》中。

时光荏苒,将近40年之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艺术馆展出了上百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画家的作品,其中有许多是那个团体的画家当年的创作。

这些画作大多如书本大小,画面构图简单,多是些风景写生,也有层次简单的水墨,还有些线条勾勒的非写实的人物画等。如果你带着欣赏名作的眼光去看,可能会失望。但这些今天看起来有些简单的笔触,隐含着突破时代的意义。

1985年的美术新潮,被普遍认为具有中国艺术现代发展的开端意义。那么所谓的“85新潮”又如何掀起狂澜?漫长的十年“文革”中,人们看到的绘画不过是些“红光亮”的工农兵形象,七八十年代的艺术界发生了什么,才酝酿出“85新潮”艺术巨变?艺术馆墙壁上这些小小的画作的无声诉说,为人们道出其中的曲折。

在这场被命名为“黎明曙光:1974至1985年中国的前卫艺术”展览上,参展的22位画家来自三个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画会——北京的无名、星星和上海的草草。它们的存在在艺术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如草草画会只举办过一次展览就被迫解散。但它们对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却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三个团体代表重要的历史转折,对推动中国艺术发展有很大影响。‘85新潮’没有脱离它们努力的景象。他们通过尝试新创作题材、手法和风格为艺术的现代发展打下最重要的基础。”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术史教授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沈揆一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团体的呐喊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城里有一个文化部203号家属大院,院子里的八间库房中存放了许多抄禁来的书籍、画册。住在这里的郑子钢、史习习有过多次夜盗图书的经历。随着这些书籍的流传,203大院吸引了很多热爱绘画的人,他们聚集成了一个圈子,后来成立了无名画会。

都经历过“文革”的冲击,成员都把艺术当作逃避生活的避难所,慢慢从艺术中寻找生活的意义。王爱和曾写道:“同一历史条件不仅使艺术成为我们生命的必需,也使团体的出现成为必然。艺术是社会行为,没有艺术可以在孤立隔绝中产生。当正常的公共空间不存在时,我们更需要小团体内部的亚公共空间。”

他们一周工作六天,白天像普通工人一样上班,一到下班和周日就跑去香山、钓鱼台、玉渊潭等当时还是郊区的地方写生。在那个年代,画风景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情调,但他们愿意冒险。“他们更愿意在寻常的景色中寻找真实的美,用画笔在那些黑暗压抑的环境下找到突破口。”沈揆一说,由于物质条件限制,加之为避开监察视线,绘画的工具都要藏在包里,所以今天看到的那个年代的画作都是小小的。

旅行写生在当今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而在当时,普通工人要自发组织朋友间的旅行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离开居住地、买火车票及入住旅馆都必须有单位出具的介绍信。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13位无名画家还是成功地踏上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北戴河之旅。

1975年9月30日,无名画会的成员用一张假介绍信通过检查,在北戴河海边的旅馆住下,还在用过的车票上改了日期寄回北京,让张伟和当时还没有收入的李珊用此乘车到北戴河与大家会合。

“这是大多数无名画家第一次见到海,是非常特殊的视觉和精神体验。不仅是全新的景象和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暂时逃脱了压抑,获得了一种自由的感觉。”据沈揆一介绍,这些画家回到北京后,每人都带回了许多作品,并在心中开辟了新的精神空间。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画社成员每月工资在16至40元之间,没钱买颜料画布,基本都是画在纸上。大家通常合伙得来一批纸,一起用。他们自制画板、画箱,一个人找到一个颜料盒,也会开心地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都给他们留下珍贵的回忆。而集体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凝聚追求艺术自由的力量。

在王爱和看来,“在一起我们敢说犯忌的话,敢想叛逆的思想,敢实验离经叛道的艺术。在一起我们走过个人单独不可能逾越的距离。无名是我们追求真理、发展真我的空间,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

无名的存在给了这些画家一个安全自由的空间,这在当时,是最有文化氛围的艺术院校也无法给予的。无名画家韦海曾参加过面对工农兵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可是他满足不了当时学院相关方面的要求。他加入无名画会,找到了他渴望的艺术氛围。他曾写道:“藐视权力与权威,没有精神领袖和导师,不受任何利益上的目的驱使,完全纯粹地追求艺术。在那个年代里,敢以团体模式追求思乡的自由、艺术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对抗。”

通过集体的声音喊出对艺术自由的渴望,画会满足了众人的需求。然而,任何一个团体都存在它的社会局限性。无名亦是如此。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它遗传了封闭。缺乏信息令我们难以系统学习而依赖自发本能。没有公共空间令我们自省内心感觉多于关怀公众。”王爱和曾强调,但凡意识到这些局限,每个人都会努力突破。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标准,一旦创造了共同的题材和画风,就开始创新个人风格。1977年,集体活动渐由个人或两三人的独立活动取代。1979年7月7日,北海公园的画舫斋的一场画展是无名画会的首次公开展览,表现了集体的认识和个人风格的多样。个人画风的独立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酝酿了团体的分裂。两年后的夏天,一次展览后,无名解体。

除了无名,星星和草草也在用它们各自的方式与风格追求艺术的自由。1979年9月,星星画会把作品挂在了中国美术馆东侧花园的围栏上。五个月后,草草社在上海卢湾区文化馆举办了唯一一次的展览。“它们代表了一个方向。它们当时觉得一定要用团体协作的力量来发出声音,才有更大影响。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掌握新的观念形式风格。”沈揆一说,这些画会虽然生命短暂,但是在历史上是值得留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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