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都去赚钱了

最近连续看到几篇文章，作者都曾是文艺青年，主题也差不多，都是表个“我要好好赚钱了”的态。过去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错服了“金钱买不来幸福”之类文艺鸦片，如今迷途知返，知道了金钱的各种好处——包括最无可辩驳的“它可以满足文艺梦想！”——于是写个充满了文艺乡愁的东西昭告诸君，自律加他律：各位监督我，要是发现我没忙着挣钱，无论何时何地，尽管抽我吧。
就我所见，这些表态无一例外得到了真诚的、不带讽刺的回应，大家的话里带着赤裸程度不一的宽慰：“你终于想通了”，“欢迎回归正常人行列”，“知道就好”。我的感想呢？我表示理性地支持。文艺（就一般人使用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和赚钱，本来就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小鬼，蹲在你的肩膀上，各咬你一边的耳根：“不要听他的，他是个坏东西！”所有关于“金钱有害”、“金钱不是万能”的教诲，都是书本灌输的，文艺青年不需要达到一定级别就会轻松地接触到它们并信以为真；反过来，写东西的人也不会传播“文艺有毒论”，写东西的人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的世相，是人手一卷书，每天一次朗读会，每周一场签售，所有读书人都在多方打听心爱的作者的动态，趁他们出门查询存款余额的机会堵住自助银行的入口。

互联网搜索“文艺青年”，得此结果

文艺青年的偶像都是些以创作为生的人，往往盛名之下，日子过得反倒一般。前些日子读完一本《当图书成为武器》，讲上世纪文学界的一桩大事：1958年前后的《日瓦戈医生》风波。《日瓦戈医生》是我最喜欢的几本小说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的原作在苏联无法发表，被拿到境外去才出来，苏联官方大为震怒，讨伐一轮接一轮，部分基于对抗的考虑，西方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压力，宣布放弃领奖。书中说到一个情况：帕氏赚到的巨额版税都放在瑞士的银行里，取不出来，虽然拿了诺奖，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于1960年去世），还得拼命做翻译，来养活两个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
帕斯捷尔纳克的窘迫和受迫害关系不大，他的其他书都没有被禁过。所以读到这里我有点吃惊：诺奖得主尚且财路不畅，看来投身文艺，换来一条劳碌命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契诃夫有一篇有名的小说，讲一个人签了一份协议，读完一屋子的书就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财富，结果他真的读完了，美丽人生唾手可得，但他理智地表示，我放弃，我读了这么多书，还要钱做啥？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它太像一个故事，表达的意思太明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跟契诃夫最好的小说，像什么《带小狗的女人》、《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苦恼》，都不能比。干吗要把金钱跟读书对立起来呢？它大概是契诃夫为了赚钱而胡乱赶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小说别有深意。契诃夫是在告诉我们，读书是危险的事，不但耗时耗精力，还可能失去一大笔钱的哟！但是以传统的读法，我们只能读出“淡泊名利”啦，“万般皆下品”啦，“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啦之类的结论，还感动得直点头呢。看来我国的教育真是病入膏肓。
以那些彻悟的文艺青年的标准而论，我也是不幸的人：书本抢在现实之前，灌输给我金钱观。不过，我比他们高级（或者说更疯狂）的地方在于，我认为赚不到钱，囊中羞涩，跟为钱而焦虑是两回事。囊中羞涩是个事实问题，敦促你马上去行动，而焦虑涉及的主要是焦虑者本身。那些云淡风轻地赌咒“我要赚钱”的人，也许不幸地混淆了两者：对此，最应该惭愧的是文艺这个小鬼，因为它苦口婆心这么多年，甚至连自己的本职都没完成：让缺钱的人摆脱缺钱的焦虑。

帕斯捷尔纳克，1958

契科夫

纪德，1893

我也有一个榜样：纪德。以往读他老兄的文章，羡慕得不行，这人得多强大呀，他竟然说，“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幸福的”——注意，不是“都要追求幸福”，而是一口咬定“都会是幸福的”。后来遇到“人生中最重大的变故之一”，“怀疑过后我依然镇定自若，可见我的快乐是多么强烈”。他二十来岁就可以偕侣到处玩了，好山好水地看，还认识了王尔德之类初露头角的文艺纨绔子。真是有钱才能有闲。
但其实不然。纪德很早就死了父亲，他母亲一直在贷款租房，养家仆，供儿子读书、玩耍、治病（他还是个病秧子），让纪德在体面感里长大。纪德20岁的时候就有机会参加马拉美的文学沙龙，马拉美是当时的大文豪，文艺青年的偶像，又在巴黎，想想就觉得美好。可是，据纪德记载，聚会地是马拉美家的餐室，那个地方满打满算，塞进十个人就没地方插脚了。马拉美本人很朴素，陈设简单，还不如纪德自己家，他当时的职业呢？孔多塞中学，一个英文教员。
所以文艺青年的常见命运，就是到更多的文艺青年里扎堆取暖，驱散清贫的现实感。文艺就是用来安抚赚不来钱，也不会赚钱的人的焦虑的；要不是读许多书，要不是还在读中学，就雄心勃勃地谋划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纪德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啥，我无论怎样都会是幸福”的吗？这些人的榜样力量不在于名利双收（纪德顶顶有名的《人间食粮》，还得发表后二十年才红起来呢），而在于看淡经济状况，像壁虎甩掉尾巴一样甩掉金钱焦虑。
我在谈出一套看法时，经常被人皱眉头回一句：“你书读多了。”我不以为忤——文艺青年可不就该读许多书吗？人家那是在肯定我的成绩。那些相对比较穷的文艺青年，安贫乐道的密钥在于掌握一些异于普通人的语言，比如说，你可以讲金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谈到钱无非两条：如何增收，怎样节支，但是，你说“重要的是建立与金钱的良好关系，关系不好，赚钱再多也一样焦虑”，“赚钱属于技能训练，跟教育无关”……一般讲到这个层次，你能让面前的人不抄家伙揍你而是陷入沉思：“等等，让我好好想想你的话”，就算成功了。
如果你遇到一个有慧根的人，当场把你请到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或是什么火锅店里，打开手机里的录音功能，想听你讲更多，你可不要推辞。你可以就着咖啡和养生菌菇汤的香气氤氲，跟他介绍积极心理运动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博士的理论：我们总是在设法缓解生活的不良状态（如赚钱，如消遣），而没有去设法建设生活的良好状态。塞利格曼讲，幸福不是静态的，等同于一定数值的钱，幸福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超越“幸福”的“繁荣”。那么，“生活的良好状态”包括些什么要素呢？积极、参与、良好的关系、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成就感，五大支柱，都具备的人——你一边追剿着锅底乱跑的土豆残渣，一边说——是为“繁荣”，幸福感将如长江流水汩汩不绝。
总的来说，克服了金钱焦虑的文艺青年，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有点像佛教说的“大欢喜”，耗用很多语言，喝许多杯速溶咖啡还不定解释得清。文艺青年都去赚钱，多半是焦虑占了上风的结果，要不就是彻底搞明白了契诃夫的意思。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彻底毁掉退路，纪德说得好：“我们经常不知福，因为幸福到来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副面孔。”我选择把文艺跟赚钱结合到一起，当然啦，这很不容易。看看歌德，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出版就好评如潮，妇孺皆知，可他一分钱都没赚到，因为那时版权制度不健全，财都让疯狂的盗版商发去了。但他终究成为旷古未见的大文豪，大伟人。歌德的故事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时间终会站到刻苦有才的人一边的，第二，签出版合同的时候，一定得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