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能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中做什么

中国劳动力市场在最近2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合同日益灵活化和市场化。这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让一部分工人在市场中成为弱势群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钟宁桦2013年发表在《劳动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以这20年间劳动力市场的巨变为大背景，考察了中国工会制度的作用并探究了之后的发展策略。这篇题为《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的论文在2015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钟宁桦也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近期，《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钟宁桦。他阐述了该论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即中国工会现阶段的状况，以及中国工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他看来，中国工会的未来，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和契约化，并努力寻找可以实现劳方和资方共赢的结合点。

坚持规范化与契约化

第一财经日报：你和姚老师为什么选择中国工会制度这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呢?

钟宁桦：度量工会对工人福利的作用是西方劳动经济学领域一个非常经典的课题。要讨论西方的劳动力市场，就肯定要估计西方工会的作用。

在中国，工会的力量确实没有那么大。我们的研究估计，中国工会对工人小时工资的提升作用在8%左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我国工会在提高工人的辅助福利方面有着更明显的作用，比如有工会的企业在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上要比没有工会的企业高出近15%。

不过，我们的研究并不局限在对工会作用的估计，我们实际上是借着工会这个题目，梳理了近20年间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20年里，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劳动力市场从“铁饭碗”制度走向市场化。与此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根据最近的统计，大概有2.7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城市里的雇佣关系。

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很强的非正规化趋势，也就是劳动雇佣关系缺乏正规合同的保护。随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工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侵害工人利益的事情也多起来。

我们就是在这个巨大的转型背景下来讨论工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日报：现在中国工会的现状和发达国家的工会有哪些重要的区别?

钟宁桦：首先说说发达国家的工会。国外的文献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太强大，导致劳动力市场均等化，也就是高技能的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收入趋同，勤劳的工人和懒惰的工人的收入趋同。工资的趋同化就会使得高技能、勤劳的人不愿意努力工作，而同时助长低技能的劳动力更加偷懒。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缺乏效率。

另一方面，工会力量太强大还会不断推高最低工资或者使得本已很高的最低工资没法降下来。比如我年初去荷兰，听说最低工资是2000欧元/月(约合12000元人民币)。过高的最低工资扼杀了很多经济机会。

然而，在中国，是另外一个局面，就像我前面说的对于劳动力的保护太弱，并导致了一部分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如果能增强工会的影响力和对于劳动力的保护力度，对整体经济是有好处的。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能够改善经济失衡的局面，并提升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变动额和收入变动额之比)要比高收入者大。给富人100块钱，可能70块都被投到股市里去了，而如果给穷人100块钱，那这其中的90块可能都会被拿来消费。如果我们能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那是有利于经济向由消费拉动的方向转型的。

第二方面，能够维系社会稳定。在劳方和资方的矛盾中，工会可以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

第三方面，工资上升也是近期中国劳动力供给量发生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近几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即抚养比在不断上升，人口红利在消失。当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少的时候，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在这一趋势下，我国的工会可以有所作为，使得这一调整更加平稳。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组织机构来推动劳动力市场更加规范地发展，并促进我国经济向着更加和谐、平衡的结构转型。而工会自然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机构。

其实，推动工会作用的提升也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我国2008年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的劳动雇佣关系规范化和契约化。并且，在新《劳动合同法》中，增强了工会所能够和应该起到的作用。

这部法律实际上给我国工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作为”方式——就是借助于法律，有效地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

寻找共赢的方式

日报：接下来中国工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钟宁桦：我国工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不同部门和群体里寻找共赢的方式。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地区和行业层面的工会比企业层面的工会更有作用。行业层面的工会能够在行业上制定一个统一的工资。通过统一工资，避免劳动力在各个公司间太频繁变动，从而为企业节省开支。

日报：但是这样会不会导致劳动力流动性下降，并使得资源配置被扭曲?

钟宁桦：我国创造最多就业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它们往往竞争性非常强，而且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同质化程度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可能对工人和公司都有好处。因为工人熟悉公司和公司熟悉工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不小的成本。

地区工会如果能够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中制定比较统一的工资标准，就能避免企业为了争夺劳动力而发生的过度竞争，实现企业和工人的双赢。这是地区和行业层面的工会能做的。

在国家层面，我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或许可以协调不同的部门，为一部分企业争取更多的补贴或者税收减免。

比如，现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生存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外部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房租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多种因素下，利润空间大大降低了。你想要这些中小企业一边保持就业人数，一边又要提高工人的利益，这太难了。

全国层面的工会能不能在国家层面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对于这些创造就业的企业，争取给他们一些税收优惠或者补贴?

最后，企业层面的工会应该尽量调和劳资矛盾，维护工人基本、合法的权益，并提高工人待遇，让工人更愿意努力为企业工作。根据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假说，在不能完全监督工人劳动过程的情况下，如果把工资往上面稍微提一点点，工人们就有更强的动机去努力工作，以保全这份工作。这样，他们更有可能会把自己“雪藏”的智力和努力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劳方和资方的共赢。

总而言之，三个不同层面的工会需要寻找各自不同的策略，寻找多方共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