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记者宋易康发自北京

近日，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

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等联合举办。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一蘅，以及张礼卿、姚余栋、黄海洲、魏本华、陈兴动等专家学者参会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杭州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G20峰会，将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中，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芬·罗奇：中国需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转变的阵痛期中，尚未摆脱全球金融危机阴影，未来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在过去的25年中，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急剧下滑，日本经济比重严重缩水，美国经济的比重也有所下滑。但中国的经济表现十分抢眼，在过去25年里比重急剧上升。

根据测算，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长期趋势为3.2%，低于2.5%时则被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低迷的衰退期。最近9年的情况显示，全球经济在2009年经历了非常大的振动，直到现在还未恢复。2009年全球GDP增长基本是0。此外，在过去的9年中，有7年的经济增长都在低迷线以下。可见，世界经济遭受的损失现在还未得到恢复。

想要改变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下滑趋势非常困难。过去的9年里，世界经济下滑是前所未有的。世界贸易方面的下滑尤其严重。世界贸易在过去的45年里呈现出每年5.9%的增长，而2009年却萎缩了2.3%。在过去9年中，有七年时间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在耶鲁教过一个课程叫“日本的教训”。从对日本的研究中得出线索，研究其他的经济体。研究发现，资产泡沫的影响，包括了对实体经济重要领域的扭曲。泡沫的破裂对公司、银行和消费者产生持久影响，也包括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我们发现，当日本泡沫破裂，资本部门面临的处境非常糟糕。据估算，日本的公司和大银行中，30%都成为了“僵尸企业”。在美国，房产泡沫的破裂对经济和美国消费者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连续8年消费领域的经济增长只有1.5%，这可以称为“僵尸消费者”。在欧洲情况比较复杂，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形成了欧洲的“笨猪五国”。目前中国很多企业也与日本、美国与欧洲的“僵尸企业”情况类似。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策的规范。例如当我们使用货币政策时，央行在处理这类问题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央行，除了中国央行外，现在利率都是零，包括日本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等。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场灾难。日本的“僵尸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就干过这样的事，它们制定了“恐怖”的规则。日本央行是第一个进行量化宽松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比日本GDP的两倍还要多。美联储在这方面动作也非常大。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进行了力度很大的量化宽松，但经济比正常恢复率要低2%，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经济复苏记录。

人们可能会说，如果不采取量化宽松，经济形势可能更糟。但在危机当中美联储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经济成功复苏，我们陷入了一个经典的日本风格的政策陷阱。随着GDP增长率越来越慢，各国的央行持续降低利率、提升债务与GDP比值，很难拉动实体经济。安倍经济学于3年前发起，年度经济增长率是0.7%，但日本之前21年的经济增长数字是0.8%，可见这是个失败的政策。

当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的特征时，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制定全球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现在有更多有效战略。今年中国增加了财政赤字，同时关注结构变化，还要应对全球经济外部压力。但中国有非常好的方法使自身的经济得到平衡。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模型并不一定能继续发挥作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外部需求改为内部需求，从投资、出口改为内部消费，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十三五”规划中，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新关注，是对供应链的关注而非仅关注需求面。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可以加快步伐，同时要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一蘅：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理念存在差异

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担忧是，虽然理论上各国拥有外汇储备，有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空间，但事实上非常困难。因为相对于全球流动性来讲，个别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及应对流动性的能力非常有限。举个例子，美国的金融资产现在是5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的1%就是5000亿美元，我们把这笔钱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同时，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大的波动性并不意味着需要有特别多的国际货币储备。它们需要有足够的灵活度。对比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和美元可以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还是比较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美元来讲是比较平稳的态势。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金融发展，这是IMF创造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开放，由外国资产、外国负债及其他部分来衡量。大家可以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开放，与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小的。但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的方式和15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正在影响新兴国家应对货币政策的方式：

第一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增长迅猛。过去的15年当中，它们的外债快速增长到8.3万亿美元。十个新兴市场国家，GDP占到所有非发达国家的2/3。同时，在外债迅速增长的同时，外币的储备超过了总的基础货币，所有的基础货币在新兴市场国家是基于外汇储备资产的变化。基础货币本身和GDP增长相关。所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影响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不仅从价格方面，还从数量方面都有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持有更多外国债务。

第二点，是利率的传导，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和美国在利率上没有同步，但货币政策是同步的。

第三点，是资金流动性大。这会造成一些管理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排名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资产总量上升到了7.5万亿美元，这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

新兴市场国家怎么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做出应对?我认为发达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大可能会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已经知道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后，更好地做出回应。但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确保外部和内部的一种平衡?

我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需要考虑各自国内的失业率。但这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怎么定义外部的平衡?这方面有两个基准需要考虑。一是老龄化问题在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很严峻，在中国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先进经济体都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过去20年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所有的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这对我们怎样保持外部和内部的经济平衡、对我们怎么定义它的平衡，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是因为全球的价值链，汇率变化对价值链上的各方影响不同。比如在IMF，之前的做法是进行高估或低估，但一旦把汇率加入到现有的经常账户就不奏效了，这对价值链和汇率的平衡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改变做法，不再让政府过多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