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效率主要靠市场

近期，中国经济企稳迹象突出——一季度GDP增速6.7%，符合预期;人民币汇率企稳;PPI环比在连续26个月为负值之后转为正值。尽管宽货币和宽财政的刺激作用体现，但也正是在经济企稳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才有动力加速。

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吴敬琏近日做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经邦论道”讲座，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为主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吴敬琏表示，之所以推出供给侧改革，是因为中国用“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力量不足解释发生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方略为“扩需求、保增长”，这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最终导致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推高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应对方略经济。他强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此前也对第一财经等记者表示，“经济企稳后，同时外部压力暂时缓解，中国更应该加大力度推进改革，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扶持。”

“供给侧”还是“需求侧”?

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可以归结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需求侧”刺激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因此必须要从“供给侧”下手，根除问题的症结。

所谓“三期叠加”，依次即为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而所谓“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通胀率下降，企业利润在下降，税收在下降，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上升。

“过去的刺激政策从需求侧找问题，造成一些后遗症，最突出的是货币超发、杠杆率过高，这就会导致风险积累。这个问题要消化，不消化基本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吴敬琏指出。

其实，“需求侧”和“供给侧”是分析经济发展趋势的两种理论框架。

如果从需求侧因素分析 ，GDP应该等于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如果需求小于总供给或反之，就是短期调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话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加以调整。”

而从供给侧因素分析，GDP应该由劳动、投资和效率(TFP)这三大因素决定，如果上述三大因素所假定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

吴敬琏分析称，至少从2009年以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主流的办法始终是从需求侧分析，认为经济增速下降就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三驾马车”没有力量。而在投资、出口、消费这三者中，“政府最擅长的是促进投资。由于本来中国储蓄率就较高，加上政府可以运用其动用资源的能力以及货币发行的能力来增加投资，因此，出台的措施就是扩投资需求来提高增长率”。

然而，过度聚焦“需求侧”的弊端开始显现。

吴敬琏指出，首先，中国投资回报递减表现得非常明显。2009年的4万亿投资，加之2009年的实际信贷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2009年以后每一年都有相当强的刺激，但投资效率递减非常明显。比如，2009年的刺激一下把增长率提高了四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11年的刺激将增速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但是此后的刺激作用不断下降。”

同时，“需求侧”的刺激导致杠杆率上升，尤其表现为企业负债居高不下。“中国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此前是128，现在可能更高，欧盟的要求是非金融机构债务/GDP之比不能超过90%。企业负债率高会不断出现资金链断裂、跑路等情况，如果引起连锁反应，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就加大。尽管中国仍有很多缓冲空间，但其也意识到需要去杠杆，不能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截至此时，“供给侧”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实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其实早在1995年便被提出，但成效不大。吴敬琏指出，2005年得出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为了实现转型，必须通过改革破除这种障碍，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

吴敬琏分析称，中国在1981年就提出要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2年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强调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再到2015年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IMF近期也强调，结构性改革再也不是纯粹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由于“民粹主义”往往倾向于强刺激或高福利，这在短期能够获得皆大欢喜的效果，但在长期往往是不断的阵痛。这从面对政治压力而迟迟不愿意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欧洲各国便可见一斑。

至于当前中国的应对方略，吴敬琏认为重点在于——要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他强调，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而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因此，他强调，提高供给效率主要靠市场。市场的主要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同时，改革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因此他也建议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例如，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 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此外，结构性改革也需要辅之以短期政策，例如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具体而言，实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但“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运用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的降低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