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与亚洲安全秩序重塑

最近，有两则消息使世界目光再次聚焦南中国海，一是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赴南海岛礁视察，慰问驻岛官兵和工人，并了解岛礁建设情况;二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登上在南海巡航的航空母舰。于是舆论纷纷猜测双方的意图，并推断中美在南海的举动将使南海紧张局势升级，有可能引发冲突。

中国在自己的主权所属岛礁上搞建设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美国如果因此而进行武力威胁，那就有问题了。菲律宾在某些国家支持下坚持将其与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诉诸国际法庭。随着法庭裁决时间的临近，美菲军事合作和联合军演不断升级加码。除了传统海军基地外，美国并与越南、新加坡、印度等达成美军舰使用这些国家港口的协议。日前，七国集团(G7)在美日的鼓动下通过关于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声明，对中国施加压力。

近年来，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出现不少新变化、新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南海问题持续升温。这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为此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军事联系，有很大关联。当前美国在经历十几年对外扩张后进入全球战略收缩期，其战略重心向亚洲尤其是东亚转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海紧张局势能否有效遏制，进而得以消除，与中美两个大国的互动密切相关，其结果将对本地区安全秩序的重新塑造产生重大影响。

南海局势究竟为什么会持续升温?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中美近年来战略猜忌有所增加，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战略焦虑感”上升，试图借南海问题等制约中国的发展。美国为遏制潜在对手，其亚太战略正如芝加哥大学默尔海默斯教授所主张的那样，将“离岸平衡”与直接军事威慑和干预相结合，已经从后台走上前台，成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参与方。中国与东盟部分声索国围绕南海岛礁的争端，因美国的直接介入演变成了牵动地区安全局势的热点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南海动作频繁，不仅公开力挺菲律宾等的非法主张，而且先后派军机、军舰闯入中国南沙永暑礁、渚碧礁附近海域及上空，挑战中国主权，打着“航行自由”、保护盟国、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等旗号进行武力威胁，在南海实施“跨海联动”和事实上的围堵。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大。

二是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及其与地区经济格局分化相悖，导致南海问题紧张局势不降反升。这与第一点紧密相连。东亚目前存在的是冷战期间建立、以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秩序，这样的安全秩序其核心必然是针对第三方，是排他性的。

就连与南海基本没有关系的日本也十分起劲，一方面与美一起推动G7发表南海问题声明，拉大旗作虎皮，另一方面派军舰(准航母)赴南海巡航。日本的真实图谋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种安全秩序如果不加以调整，其结果是不仅安全不能保证，而且经济发展最后也会遭到挫折。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明显的例子。

今年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将更加激烈，中国周边海上紧张局势将持续相当时间，短期内不会平息。

尽管中东局势日益恶化、欧洲安全和经济均面临困境，美对外战略总体收缩态势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仍将把战略重点移至亚洲。为此，美国已明确将中国定为最大潜在海上战略对手，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由虚到实，从造势和舆论转为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的现实。我们看到，美态度强硬，声称将扩大南海巡航范围，实现南海巡航“常态化”。

美、日、菲、越将继续利用中国南沙岛礁建设、菲律宾仲裁案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对中国加大压力。日本已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希冀借南海问题实现国家正常化目标，其插手南海事务图谋日益公开。越南还可能步菲后尘，单边提交南海仲裁并继续进行油气开发。而东盟共同体成立后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力度也会明显加大。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必然更趋错综复杂和敏感。

南海问题所暴露的现实说明，东亚安全秩序的重新塑造对中国而言存在两大战略性挑战：

一是中美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国家如何处理彼此在南海以及亚太的存在和利益，避免陷入大国对抗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共同建设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走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正道。

二是地区国家以及重要的“域外国家”如何理顺安全与经济两条线，努力合作重塑有利于地区稳定、防止冲突的地区安全秩序。现实的可能是实现安全架构的顺利转型，即从冷战时期以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为基础的安全架构转向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通过多边协商解决其他共同问题的新安全架构，以保障各国的安全，并为东亚乃至亚太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解决这两大挑战必须彻底摒弃“军国主义、冷战和大国制衡思维”，创新安全思路，提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大国要在这方面带好头，做出表率。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为化解矛盾，缓解紧张局势，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东亚安全环境，提供了符合各方利益的思路。

现在要做的是利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以及双边关于亚太安全的对话机制等各种平台，把中方倡导的新安全观“外化于行”，成为各方接受并努力的方向。南海问题也应该在这一框架内按照“双轨”谈判方式予以解决，起码缓解紧张局势，防止擦枪走火。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新”在何处?

“共同安全”是指在东亚和亚太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努力建立命运共同体，对亚洲国家的差异性、多样性采取包容态度，尊重各国的制度选择、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文化渊源和宗教信仰的不同。

“综合安全”指统筹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缠绕的难题，不搞就事论事，而是综合施策，推动安全问题放在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大框架内解决，把地区治理放在单一安全问题的前面，纲举目张。

“合作安全”指通过对话与合作和平解决争端，而不是动辄付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东亚国家之间、安全机制之间、域内与域外国家之间都要有畅通的对话和沟通渠道，以避免擦枪走火引起对抗与冲突。

“可持续安全”指安全与发展并重，互为依托，从根本上扭转如今东亚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背道而驰的“怪”现象。这里重要的是构建符合东亚实际的安全框架。

南海问题今后走向十分重要，将影响地区安全秩序演变的方向。从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出发，笔者认为各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要努力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内妥善管控中美关系涉及南海的矛盾和冲突，切实推进中美海上务实合作，实现两国在亚太的良性战略互动，关键是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二要按照“双轨解决思路”就南海所涉问题加大与东盟的磋商与合作，并进而使东盟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努力推动东亚安全架构逐步转型。“以我为主”继续稳步推进南海岛礁设施建设，提升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为本地区提供海洋公共产品的能力。

三要讲好中国的南海“故事”，针对不时出现“歪和尚念歪经”的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有理有据地在各个层面展开公共外交，提升南海问题上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和影响力。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