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侠的精神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越过的山丘

“我蛮有侠气的。”坐在穹顶上刻有古典图案浮雕、窗户宽大明亮的二楼书房里，所著第四版《中国游侠史论》刚刚出版就被订购一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雄心勃勃地描绘着退休后的计划：把这套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房子卖掉，带着太太走遍全世界顶级画廊。他喜欢画面，书房里就放着一幅中央美院教授送的画像。虽然此生无法成为画家，也无力拥有顶级名画，但可以选择无限度接近它们。

汪涌豪一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他的发型多年不变，中长微卷，朝后吹得蓬蓬勃勃，更显得意气风发。据一位学生观察，他其实是天生就长了“快乐的样子”。

汪涌豪说，自己是有些直率和“富贵于我如浮云”做派的。兴之所至，他讲起一些出去演讲的故事。有时讲着讲着，忍不住就当场批评起那些部门或机构的做派，令对方领导下不了台，“演讲结束，我钱也不要，转身就走。”他大笑起来，让人想起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自言最要脸面、觉得求人很差劲的汪涌豪，对待学生好得不得了：学生交了女朋友，他请客吃饭，给足面子；学生毕业找工作、出书评职称，他动用社会关系四处张罗;还为学生写书评文章，一写就是几千字。老师这样的学术和为人，自然也深得学生佩服。50岁生日时，全国各地自发回来祝寿的弟子就坐满了三桌。觥筹交错到一半，他就叫太太悄悄提前买单。

“我做这些不是为道德，而是要面子。侠最讲的就是面子。”他自得地笑了，这也算是研究了30年游侠历史后知行合一，“我会想，嗳，我自己平时的行为其实也是有本源的。我会感到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是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做事情不需要很多人评价，自己开心很重要。”

侠影响国民精神

采访当天，一段疑似违章女子被交警戴上手铐的视频在朋友圈里流传。主动谈及雷洋和魏则西事件后，汪涌豪话题一转，“如果这时有个像‘老炮儿’一样的人站了出来，他会得到最多的掌声。”

汪涌豪说，交警抓违规是一件“缓”事，但用手铐铐住女子，事情就办“急”了。早在汉代，第一次对游侠有作出中肯、最客观评价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及游侠产生的原因时就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在不能靠法律和青天来解决问题的灰色地带，是有第三种力量——侠的土壤的。“当你哀哀无告、快认命的时候，有一个侠超越一切利益关系说来帮你，这很了不起。”

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从战国时的士阶层分化而来。先秦两汉和晚清，侠的精神表现得最充分、最完整。先秦到两汉时间的侠，著名者如程婴、公孙忤臼救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唐雎出使秦国不辱使命，不仅对当时社会、政治都有影响，还奠定了以后中国人所认可的侠的模型：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

唐宋以后，中国进入近世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令侠的队伍组成变得复杂，社会评价不一，角色也有所改变。但依然保留了先秦两汉时期“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气质。随着明朝灭亡后中国被异族统治，天崩地裂时，有些士大夫试图用侠的精神挽回民族的气脉，侠又开始活跃起来。

《刺客聂隐娘》改编自唐代传奇，实际上，中国的女侠式人物至晚明才出现

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舒淇扮演的聂隐娘自然打动人心。不过，这位传奇女侠毕竟是从唐传奇小说中虚构而来。汪涌豪说，晚明时，中国才出现真正的女侠。一些有胆识的青楼女子也加入其中，明末四大名妓中的柳如是、顾眉，就是脂粉堆中的英雄，当时与有气节的士大夫结成文社，吟诗作对时都壮怀激烈。“这些女子一直影响到晚清、近代。比如保护蔡锷将军的小凤仙，当时其作为就被称为‘侠妓’。”

晚清，随着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失败，各种政治势力再次关注起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公开鼓吹侠的精神。革命党收编了很多绿林豪侠共同发动起义。当时，蔡元培也鼓励暗杀清廷要员。在晚清“暗杀时代”，学击剑、制作炸弹、刺杀等蔚为风气。其时，用“侠”为儿孙辈取名或替自己改字取号的人也很多。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这段时间爆发出来的侠的精神的延传，是意料之外的。但最形象地诠释了，侠从来就是游走在中国历史边缘，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尽管如此，这种精神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国民。”

侠的人格不能消失

谭嗣同是汪涌豪最喜欢的一位侠。他留意谭嗣同的形貌，反复研读谭嗣同的著作、同时代人与他的交往文字。

翁同龢赞其为“世家弟子中桀骜者”。那首著名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一位“昆仑”指的就是他的绿林好友“大刀王五”。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至日本使馆，谭嗣同却坚决留下，与王五谋划营救光绪帝。“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侠。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人，有情义敢担当的人，非常了不起。而且他不相信通过任何的道德言语可以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人，所以就拿命来示范，这是何等了不起的精神!”

不过汪涌豪也提醒，正因为司马迁那段关于侠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让后世也“选择性”记忆了侠可敬可爱的一面，却也有意无意忽视他们可畏可怖的另一面。

东汉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比如有学者就指出，尽管历史上，袁绍、曹操、刘邦、王阳明等人都有“侠气”，但总体而言，游侠是古代社会大变局中形成的游民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古代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明代时期的游侠，就和隋唐五代时期不同，少有追随君主，凭一刀一枪封妻荫子，而是沦为绿林劫掠者，也标志着这一阶层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正因如此，出于维护社会统治需要，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群体是采取打击态度的，如强行迁徙、迫其从军、武力镇压等。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备，侠的活动空间就越来越少了，直至这一阶层的消失。

但是，汪涌豪认为，千百年来，来自不同阶层、各操生业的热血人士黏合在一起，进而产生的侠义精神、侠的人格不应该随之隐匿和萎缩。

这就涉及屡屡触及中国人神经的国民性话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总结了中国人的十大缺点;1922年，来中国访问的罗素谈及中国人性格时说“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林语堂包括日本学者也对中国人有批评……“这些批评都切中了中国人格中很薄弱的一面，而这些方面侠的表现却非常好。”汪涌豪说，例如，侠爱人是不讲等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侠追求公平也是没有原则的，是一切意义上的公平。而以往中国社会，公平的解释权是掌握在有权力者这边，侠天然就站在弱势者一边。

汪涌豪说，自己也是平常人，固然没有谭嗣同的境界。可是，侠的精神需要敬重、鼓励、号召，他决心著书立传，将历史上这些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群体昭彰显出来。

异文化了解中国切入口

《中国游侠史》最早写于1992年。刚刚而立的他留校不久，抱着年幼的女儿，逐一翻读二十四史写下第一本学术专著。也就在那一年的象牙塔之外，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纷纷下海创业。

30年过去，汪涌豪学术之路畅达。著作一版再版，并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相继出版，书名也新近更为《中国游侠史论》。好风凭借力，中国社会经济趁着市场经济建设阔步向前，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昔日成功人士也以“92派”自居活跃。但随之产生的社会阵痛也越来越多：雾霾，贪腐，老人倒地路人不敢扶;本该是“广场启蒙”的知识分子，变成被痛骂的“公知”。更多像电影《老炮儿》中展示的生活，以现代化、全球化的名义消失。

人心也起了很大变化。年纪老的人热衷炒股票，年轻人开始谈养生，“这是对世界不相信。”汪涌豪提起这些就来气，俨然像个老愤青。“就像感情，你为什么怕结婚?因为我跟你结婚我要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但侠不是这样的，侠是承诺了以后不问任何条件、不看任何场景。”

就算是知识分子，人性幽微深处，很多人其实也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好，“比如说，奥巴马与我同岁，我一点不会妒忌他，如果我们系里有一个与我同岁，我就会妒忌他。”

“艾默生在一篇短文中说到自己平生最讨厌两类人，一是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二是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今天这两种人中国都有。一批读书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大众受物质的蛊惑、利诱，把物质作为信仰。所以这两种人都需要有侠的精神的提振。这就是标准的心理代偿。”

在汪涌豪看来，侠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了，但侠的精神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越过的山丘。侠至今仍是世界其他异文化了解中国的切入口之一，例如李安拍的《卧虎藏龙》，其实是李小龙健硕的肌肉之外，呈现另一种功夫片的东方古典禅意之美。冠之以侠，诸如《煎饼侠》等褒贬不一的商业片票房也可以高涨。而《中国游侠史论》这样一本严肃学术著作，竟也可以多次再版，完全出乎汪涌豪所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侠也是中国人缅怀远去古老帝国的集体乡愁。就像电影《笑傲江湖》中，“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的歌词，就可以听得无数人热泪盈眶，想和令狐冲一起浪迹天涯，“我其实是无意间戳中了人们心中的软肋。”

摄影 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