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街拍大师看到什么，六个月后，就成了潮流

比尔·坎宁汉总是穿蓝色工装，脖子上挂摄像机，戴一顶格子呢绒帽，脚踩一辆灵活穿梭的自行车

比尔以一张抓拍葛丽泰·嘉宝（上排右二）的照片成名

年轻人的比尔从一家帽子店起步，深受名流喜爱

6月25日，美国传奇街拍摄影师比尔·坎宁汉(Bill Cunningham)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设计师马克·雅可布在Twitter上发了一张老人在秀前排专注拍摄的图片，一身蓝色工装的比尔在一群黑衣观众中格外显眼。就好比他这一生，身穿蓝色衣服，一辈子骑着自行车在繁华都市穿梭。

自19岁从哈佛退学后，比尔从一家帽子店起步，把“慈善女王”阿斯特夫人和玛丽莲·梦露都变成了自己的顾客，并时常为作家杜鲁门·卡波特那著名的黑白宴会做定制。“他在时尚界的地位独一无二。”设计师迈克·科尔斯说：“没有他，就不会有街头文化或街拍。”1978年，他以一张葛丽泰·嘉宝的照片成名，彻底改变了需经名人同意才能发布街拍的规则，可谓“街拍鼻祖”。1978年起，他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On the street，至今是该报最受欢迎的专栏。

“我们盛装打扮，只为比尔。”安娜·温图尔说，“一张，两张。或者他无视你，换言之，那就是出局。”一场时装秀前，安娜路过街头，比尔叫住了她，安娜停下来冲着镜头笑，让他拍了好几张。而当其他摄影师试图如法炮制时，拍到的只是“女魔头”的背影。“她是专门停下来给你拍的。”他们说。

被簇拥着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尚风向标，比尔逝世后，不只是纽约，整个时尚界都觉得缺少点什么。

比尔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On the street

“他看到什么，六个月后，就是潮流”

在2010年的纪录片《街拍鼻祖比尔》中，比尔向打印店老板介绍自己说，“对，就是那个从自行车下来的人。”他补充道，“这是第29辆，别人送给我的，前面28辆都被偷了。”

从外表看，比尔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纽约老人，他总是穿蓝色工装，脖子上挂摄像机，戴一顶格子呢绒帽，脚踩一辆灵活穿梭的自行车。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横行，街头文化兴起，比尔从一个美国摄影师那儿得到了第一部相机。它来得很是时候，他当时为《女装日报》工作。

在比尔眼里，普通人和明星没什么两样，何况明星还有专门的包装团队，“那有什么意思”。说到底，真正的时尚是看街头的普通人怎么穿出潮流，路人的品位总能给他惊喜。他在《女装日报》时，经常把路人和模特身穿同款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纽约街头的女士是怎么用自己的优雅和智慧搭配出风格的。“如果新设计除了模特没有普通女人能穿，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

1978年，对于比尔是重要的一年。他抓拍到了葛丽泰·嘉宝的图片，同年，他在《纽约时报》开始了长达38年的传奇专栏On the street。他关注每周街上又流行什么新奇的玩意，有时是黑白条纹，有时是一种独特的鞋子，有时又是花意盎然的春天，每个人手里都拿一束花。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比尔有一双独特的眼睛，每次他看到什么，六个月后，这就是潮流。”安娜·温图尔说。“我让街头自己与我对话。”比尔自我评价，“我才不是摄影师呢，我只是个记录者。”

许多明星都想成为他镜头的焦点，不少人装扮好，列队一般在他面前来回好几次，但比尔从不举起镜头。相反，他会追着街上的一些潮人，猛按快门。为了一个好角度，他时常不顾周围的环境，骑着自行车撞到黄色的士是家常便饭，有次还被卡车撞了。有时，他和朋友谈心谈到一半，突然冲到别人面前拍照，晾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同伴。

“所有人都有品位，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创意。我们在一个着装同质化的年代，所以我想拍那些万里挑一、脱颖而出的人。”比尔说。不过，美编觉得有时很难跟他沟通，因为即使一个身着垃圾袋的路人，在他的眼里，也像一朵绽放的黑色玫瑰。

比尔的街拍

许多明星都想成为他镜头的焦点，图为他和女星合影

比尔抓怕的安娜·温图尔

保持自由

有时，一些年轻人会粗鲁地骂他：“不许拍我们，不然我们把你的相机砸烂!”比尔只是笑笑。没办法，他看起来实在太普通了。谁会想到他是受人簇拥的“街拍鼻祖”。

脱离了时尚圈，比尔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子，朴素且念旧。他经常用透明胶把黑色的雨衣粘起来。“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尴尬，不过我可不觉得。”他调皮地说。或许全世界的老人都喜欢节俭。“为什么不买新外套?我穿得像邋遢鬼，但是这个外套有很多口袋，非常实用，还能反复清洗。对于摄影师，相机经常摩擦一块地方，好衣服对我岂不是浪费吗?”他顿了顿，“而且这件颜色也挺好看的。”

或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比尔一生都过得很朴素。他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勤快老实的中产阶级，每个周日都会做礼拜。比尔一生都保持着这个习惯，并认为信仰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投身时尚界，家人从来不谈论，但比尔知道他们觉得时尚太浮夸，太不牢靠，也不是一个男人该待的地方。

比尔不喜欢任何“豪华”的东西。巴黎街边任何一个稍稍像样点的咖啡店，对他而言，都是“升级”。他最喜欢吃的是街边不到2.5美元的三明治。“越便宜越好吃。”他说。“他一直很低调，人非常好，他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不值得拥有这些。但正因此，他更值得拥有这一切。”一位巴黎的时尚人士在纪录片中说道。

比尔在卡内基音乐厅上面的工作室过了大半辈子，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10年。房间小得只够他转身，还得和整层楼的人共享在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和淋浴室。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档案柜，记载了从他工作至今的所有照片。这些档案柜还是衣柜，上面挂着两三个衣架和清一色的蓝色衣服。档案柜还承包了桌子的功能，上面摆满了时尚杂志和一瓶瓶数不清的，他每天早上都得吃的治疗心脏病的药。

连他自己都觉得像个矛盾体，一方面，那么热爱和欣赏女士高端光鲜的衣服，自己却过得如此朴素。毫不避讳地说，纽约是一个注重阶层、外表、曝光的大都市，每个人都想攀得更高，但是对于物质和金钱，比尔从来漠不关心。“别让他们用金钱收买你，这样就没人能告诉你该干什么。”所以，他拒绝吃饭邀约，拒绝别人给他的东西，拒绝杂志社派车来接他，如果骑自行车太远的话，他就只能不去了。

这种拒绝被物质和金钱束缚的态度，让他保持自由，比尔认为自由是最无价的。卡尔·拉格斐说：“他来了就走，不参与社交，虽然大家都喜欢他，可是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比尔一辈子都没谈过一次恋爱。“我不后悔。”他在纪录片中说。但是他低下头啜泣了一会儿，好久才平复，“我也是个人，你知道。”

在那部纪录片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坐在巴黎时装周的第一排，脸上带着无法掩饰的快乐笑容，沉浸在时尚所带给他的新世界里，用镜头捕捉每一个创意。场内放着酷玩乐队的《生命万岁》白发的他开心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