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短缺 高校培养急需顶层设计

2014年，吴塔拉随队来到“一带一路”北线的重要支点蒙古国做地质勘探的翻译工作。转眼，吴塔拉已经在蒙古国工作两年多了。他向第一财经1℃记者表示，近年来，来蒙古投资基建和矿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和国企越来越多，工作机会也随之增加，而这些走出国门的企业最想找的是懂当地法律的专业翻译，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带一路” 2016年进入“重点发力”阶段，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至5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作同额增幅明显，与“一带一路”相关的60多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1652份，新签合同额39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8%，同比增长55.9%。

中企在“一带一路”愿景和机会下的投资布局背后，需要细致考量与比较风险和回报。风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如何引进熟悉投资所在国风土人情尤其法律和习惯的语言型人才。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教授对1℃表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外语能力建设和相应语言人才的储备，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懂对象国语言，缺乏对象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的在外投资，所需要承担的风险绝非是可以预估的。从历史上看，类似缅甸水电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后国家利益的受损，一定程度上与语言不通，或对对象国的国情、文化和社会的不了解相关。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访人士呼吁，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应该尽早出台国家语言战略，从国家宏观层面给予通盘规划和布局，建立关键性语种人才的培养、使用、保护机制。

9个“一带一路”建交国语言国内尚无本科专业

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0年-2013年外语专业招生的20个“丝路”小语种中，11个语种每个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斯瓦希里语3个重要语种，学生在50-100人之间。而希腊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普什图语、僧伽罗语和菲律宾语等8个语种均不足 50人。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发力，上述数字正在发生巨大变动。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其沿线所覆盖的国家范围尚无明确划分。若以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中亚、独联体、中国以北区域的国家来看，明确划入“一带一路”范畴的国家有64个。

按照这64个国家计算，目前单就北京外国语大学而言，已经开设了其中54个国家官方语言的相关专业。

北外教务处副处长苏莹莹向1℃记者表示：剩下的十个国家中，不丹是中国的邻国中唯一一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若将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国内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尚属空白，北外计划将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盖。

根据教育部规划，到2017年，我国高校开设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数量将达到94种，实现对已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

全球有6000多种语言，如果将联合国所使用的6种官方语言(即汉、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语)定义为通用语种，那么非通用语种，也就是常说的“小语种”，其数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国家，在经济总量上有大小，但是从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看，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员。伴随国家的发展，我们利益的触角已经延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处处面临着语言和沟通的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文键教授向1℃记者表示，当我国船员被索马里海盗劫持，需要懂索马里语的外事人员去交涉，此时就没法用GDP来衡量索马里语这一专业的价值。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如果把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计算在内，目前上外已经开设了13个“一带一路”所覆盖国家的语种专业。其中，非通语种有10个，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腊语、越南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印地语专业这五个专业每四年才招一届，每届只招12人。

记者试图与教育部联系获得全国高校“一带一路”非通用语种专业布点和在校生数量的最新数据，截至发稿前未得到回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理事单位之一。该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晨曾深入“一带一路”多国调研考察。他在接受1℃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需求在剧增，但是供应保持了周期性，导致供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供不应求的现象。目前来看，教育部对于小语种的人才培养有统筹和规划，‘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对招生规模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需要一定时间，难以根据就业形势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应；同时，‘一带一路’小语种的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性都很大，客观上加剧了准确把握供需总量的难度。”

陈晓晨分析，从需求端看，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不断深入推进，政府间合作不断加深，同时经贸领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对相关人才的需求。

从供给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为一个完整周期，对于某些特定语种(比如阿拉伯语)而言，甚至需要学习7年之久；同时，语言学习具有“时效性”，换言之，小语种毕业生一旦放弃了从事相关行业，几年不用后就很难重拾起来，这导致小语种人才成为一种“流量”，而非存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的短缺。

结构性短缺：高端专业性人才最缺

什么是非通语种人才?如何培养高级翻译人才?仅仅掌握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已远远不够，“复语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已经成为高校的自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是国家语言文字研究智库之一。该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骑教授向1℃记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绝对人数的问题：“市场所需的是关键性高端人才。如何定义高端?就是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小语种的背景文化知识，从事国际专业领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决策的综合性人才。换言之，既精通语言、对对象国国别有一定研究，同时具备国际经贸、法律、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积累，这种国际性外语人才是现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上外把“多语种+”战略上升为学校战略。多语种是指单语人才向复语人才转变。比如，专业为波斯语的学生，学习波斯语和英语之外，还鼓励其再学习一门相近的语种如土耳其语，从而培养小语种的复语人才。同时，多语种+某一专业、方向、领域等，培养学生从单一语种技能走向复合型外语人才，以此重新定义外语人才。

北外同样在探索学生“多语种+多技能”机制。比如2015年，北外亚非学院开始尝试“朝鲜语+国际商务”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等五部委印发《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加快培养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2015-2017年，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语相关专业出国进修、学习，为国家外交发展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之下，不少高校应声开设相关国家官方语言的本科专业。但要开设一门新专业，特别是开设一门在国内高校本科教育种从未有过的首开专业绝非易事。

国内高校要开设一门新的本科专业，若是全国首开，教育部要专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这类专业叫审批专业;如果是国内已经有的专业，即备案专业，程序相对简化。

苏莹莹告诉1摄氏度记者：“从程序上看，新设一门审批专业，首先需要学院提出申请，拟开设某一新专业，此申请提出前需该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充分论证，学校批准后正式启动申报;其次，启动申报后各学院针对拟开设专业组织专家论证，其中一半必须是校外专家;论证通过后，由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全体会议、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先后审议材料，均审议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请。最后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后在教育部网站上公示一个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报新增本科专业的审批结果。”

上述论证包括开设必要性、可行性、对象国周边环境、潜在风险、师资储备、培养方案、模式创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内容。

在孙晓萌看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是未来若干年国家长期坚持的倡议，确实需要更多高等教育从业者和高校的共同参与。有这样的积极性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鼓励的。另一方面，全国高校的专业布点的确需要宏观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下降，需要加强准入门槛审核和学校资质审核。

沈骑则建议，当前，国家开展对小语种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和评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带一路”相关语种更加迫切，了解全国高校的师资力量、专业布点、学生数量等情况，便于进行宏观统筹和安排。“从全国看，目前专业布点比较零散、不合理。整体上语种数量偏少，不均衡。国内有的高校在开设新专业时的决策过程并没有充分论证。”

非通人才建设的野心与困境

对于高校非通人才培养而言，开设新专业，首当其冲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开设一门首开专业，往往需要先培养师资。因为缺乏充足的国内师资，北外甚至将希腊语的整个班级20多人包括一位带队老师送到了希腊。即便最终培养出了“一带一路”国家官方语言专业的毕业生，也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均能从事于相关专业。

“首先，不能把毕业生就业时专业不对口简单地定义为培养失败。但是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既然是紧缺人才，学以致用应是追求的目标，如果非通用语人才在学成后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的确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贾文键向1℃记者表示。

一位来自全国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语系2012届毕业生告诉1℃记者：“在2012年毕业时，俄语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选择了直接工作，9个人选择读研。这9个人中，毕业后3人继续读博，剩余6人均从事了研究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这位毕业生说：“即便是男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如果选择了以所学专业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国家。很多外派地区的条件会比较艰苦，职业路径变窄，再想回国找其他工作也比较困难，因此班里同学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种。”

这一问题高校不无思考。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外语专业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确不允许有性别选择。但实际情况是，当下世界上有些国家比较动乱，或者对象国对女性有限制，此时学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并不允许。这是目前学校在培养小语种人才时遇到的瓶颈问题。这方面是否能给学校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呢?”

沈骑认为，国内高校小语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问题非常尖锐。地方和学校需要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同时基于学校实际情况，考虑到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现实需求，根据需求建立招生动态调整机制。此外，省、市、部委也应该开展“一带一路”小语种外语人才专项建设工程，探讨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问题。“这个问题尽管学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经费、渠道拓展都是难以克服的问题。”他称。

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利益拓展过程中,世界发达国家都把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把语言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虑。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于培养国家最亟需的“关键性语言”的人才。

欧盟、俄罗斯等国同样注重通过外语政策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力。

孙晓萌一直在呼吁：对于一些关键语言的专业布点，学校可以动用力量去布局。但是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亟需有效的语言人才培养、使用和储备机制，这需要国家进行通盘思考和顶层设计，以规避未来“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