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英国脱欧时代，全球金融治理应做什么？

今年6月底英国脱欧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又一大事件。全球各界人士陷入对“骨牌效应”的忧虑，担心脱欧或导致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治理不完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外部原因。然而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今年2016年中国举办的G20峰会中，重新启动了IFA(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改善和加强全球金融治理成为G20的重要议题。

近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第一财经研究院、中银国际研究公司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全球金融治理：我们应该做什么?”，对全球金融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和改革前景进行深入探讨。

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有效应对措施，缺乏有效机制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此，今年G20峰会IFA(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目标将如何设定?如何积极而务实推动全球改革?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在会上发布了《全球金融治理:挑战、目标和改革》的报告，并解释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他表示：“全球金融治理”是由“全球治理”逐步延伸而来的，是指在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机构进行强制性治理的金融环境下，相关各方通过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对全球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和金融监管等事项有关的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过去我们的金融监管往往是微观的，对个别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使得我们更看重系统性方法。比如说单个金融机构健全并不保证能防止全球金融危机，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提出来宏观审慎监管。”乔依德提出了建立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观点，“现在的金融监管，基本上是国别在主权下面，但是由于全球金融的一体化，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的监管体系，当然这个体系不可能是单一的组织来解决的。”

对于解决金融不平衡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也表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在生成，而且资本发展特别重要。具有流动的资产可以变现，否则流动性永远不足，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问题是解决金融不平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也认同，当前确实需要重新考虑全球的金融稳定和全球的金融治理。他认为，虽然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的约束，但也可能给人民币提供了新机会。

曹远征表示，全球金融治理，首先是货币体系的治理，其次才能将金融市场治理。“从金融不平衡这个角度，应该说将来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货币发行国金融稳定性的问题。从意义上来讲，金融监管是纳入到国际货币体系中间去，但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是整个国际收支机制的前提条件。”曹远征说。

“在G20的平台下，能否整合所有的货币和金融的协调资源，不久将会得出较为清晰的框架或者预期，”曹远征认为，短期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和监管。“在跨境短期资本流动中间有一些全球性的共识以及原则，可能会应对出现的金融风险是非常有意义的。 ”

“世界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对未来的不测事件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表示，资本的自由流动应该有助于资源的配置和改善。

余永定进一步解释，从国际层面看，金融安全网已占据全球GDP的16%，也就是六分之一，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出路就是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对资本流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为解决效率问题，他提出三点建议：简化IMF，给市场增加流动性方面的约束，以及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最后，余永定表示，对于资本流动的监管，全球需要在IMF的领导下，纳入全球著名机构，重新建议一个新的机构来对资本流动进行监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提出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框架包含的几个层次：第一，这个机构代表谁?是否具备治理资格?所以应考虑三个因素：经济体的大小，经济体是否开放，经济体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如何;第二：规则和设定;第三、信息收集;第四、已有到现在相关的金融货币监管;第五、用什么工具，比如SDR债券。最后是执行，执行层面还可以划分事前和事后。

在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强烈呼吁，用新的思维来创新考虑资本流动的管理。他认为，基本的逻辑框架，其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国民、非国民，流入流出，不应该是过去大家泛泛而谈的概念，应该有一整套对于资本流动框架新的理解，然后同时对应的政策工具。

针对解决汇率浮动的问题，丁志杰认为，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弹性加大，已经成为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原因。“根据我的研究，实行中间汇率，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安排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不到40%，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中间汇率制，管理的浮动越来越多。”丁志杰表，最后一步就是大国货币之间的协调，未来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以SDR对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一个是大国汇率稳定之间建立以规则为基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王君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国际金融治理的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各国自己的金融治理的基础之上。在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治理还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框架。

谈到国际金融的治理框架和协调问题，王君认为，这与财政政策和财政当局的作用有关。

“如果说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看法，财政部和央行之间还存在分歧意见，很难想象中国能在国际金融治理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王君说，“国际金融治理结构未来的改善，不能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各国自身的治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受人尊重的大国，必须要真正的以远见卓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设计上面拿出真知灼见。”

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建议，要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他建议G20考虑建立超主权的货币体系。刘成杰认为，全球金融不平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也有责任，而且责任不小。

刘成杰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周期正处于下降的阶段。再考虑负债等问题，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非常棘手。股市、债市波动大，央行可能进行紧缩的政策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