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经济稳增长：货币政策需让位财政政策

经济增速放缓如今已是全球性问题，如何提振全球经济，俨然成为众多国际经济合作论坛难以绕过的话题。在7月23~24日于成都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增长即为讨论焦点。

此次发布的G20公报亦重申，要用尽一切工具，结合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出意外地成为倚靠的主要手段。

从上一轮经济危机至今近十年来看，货币政策在各国提振经济使用中最为频繁。从美国的三轮QE(量化宽松)，到欧洲央行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负利率，再到中国近年来不断降息和信贷数据高速增长。不过，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货币政策宽松、信贷数据高速增长下的中国，负面影响同样存在。一方面，资金“脱实入虚”越来越普遍，因货币存量和增量一直处于过于充裕状态，信贷有效需求不足，资金多在金融市场“空转”，于是在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轮番上演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充裕的货币不断推升以一二线城市房产为主的资产价格。以一线城市房产为例，由于其稀缺性加之中国人对于房产的“执着”，一轮轮货币宽松之下，房价随之一轮轮上涨，甚至有观点认为，一线城市房价是吸收货币大投放的“海绵”。此外，不断循环和日益增加的地方债务，也与货币政策宽松关系不小。

现如今，稳增长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渐成共识。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即公开表态，不能指望央行用更加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权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亦指出，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然而，在货币政策对于提振经济近乎“黔驴技穷”之时，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重点体现在调整国家预算和税收制度改革两方面。首先，财政支出应加大逆周期调整力度，加强对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以及民生短板的投入，如近期轮番上演的洪涝灾害就提醒应该在地下管廊、海绵城市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税制改革方面，减税降费应加大力度，尤其是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以及利用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如个税改革减轻工薪阶层负担，以刺激消费，房地产等税收调节高收入者及扩大税基。G20成都公报亦指出，税收政策在广泛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环境对减少税收体系冲突有着重要作用。

不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乃改革的阻力。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改革与调整可谓阻力重重，如减税降费虽具有普惠性，但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也需要考虑;涉及到增设税种，如对新经济的分享经济、数字金融等征税，以及全面开征房地产税，不仅需要一套严密的制度设计，且阻力不可估量。此外，调整财政支出莫不如此。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渐大，改革亦进入深水区，重重阻力考验决策者施政智慧。提振中国经济，能否从依赖货币政策转向利用好财政政策，是一个大课题，也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