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了《英汉大词典》的复旦”老神仙“陆谷孙走了

和词典打了一辈子交道，陆谷孙说自己编出了乐趣

7月28日下午1点39分，影响几代学人的《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因病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

从1976年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编纂，到15年后第一版定稿才得以付梓，陆谷孙兑现当初“不出国、不另外搞书、不在外固定兼课”的承诺，把鼎盛年华都印进这部厚达4203页、收词20万条，设附录14种，共有1500万字的黑白封面的词典里。这部词典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也被英美词典专家认为是“远东最好的双语词典之一”。

去年，陆谷孙又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上半卷。直到上周末突发脑梗入院，家中饭桌一侧放的还是厚厚一叠《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修订稿件。

陆谷孙辞世的消息传出后，著名翻译家周克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连连感叹可惜。他们一个研究英文，一个研究法文，彼此学术交集不算太多，却是多年的心照神交。“比他年纪大的学者很多，一提到英文想到的就是他。他(的专业)真的很厉害。我和他相比都差太多。”在这个突然下起骤雨的下午，周克希感叹，陆谷孙有风骨、气度、雅量、学问，是真正的老派知识分子，“他走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编词典的“匠人”

“陆谷孙，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多年前，语言学家陈原见陆谷孙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了《英汉大词典》，常年往返于学校、出版社、印刷厂，曾经这样不解地问到。

“是的，我编出了乐趣。” 陆谷孙回答。

和词典打了一辈子交道，其实非常偶然。 1961年，陆谷孙报考复旦大学外文系时，本来想像父亲一样学法文，结果被第二志愿录取。大学毕业两年，“文革”开始，他成了逍遥派。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是四人帮重要的笔杆队伍。写作组需要及时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向，陆谷孙英文好，成了写作组的外文编译员。中央情报局长换人、美国高官调动、洛克菲勒如何发迹、报业巨头赫斯特的女儿遭绑架……这些“敌情”都要翻成中文给写作组看，他由此阅读了大量英文书籍。

1970年，遭取消资格教书的陆谷孙遇到了一份与他相伴一生的工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他去编《新英汉词典》。5年后，《新英汉词典》面世。尽管词典中有不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词汇，但外媒还是通过这部词典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

1976年，陆谷孙又被派往参与《英汉大词典》， 并在1986年被正式任命为主编。《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独立编写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语词典。不过，随着“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发生剧变，陆谷孙也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英汉大词典》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编写组人员最多时有“108将”。80、90年代出国、下海热兴起后，加之一批从干校回来的老学者相继辞世，最少时小组成员仅剩17名。

当年一些主管领导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没有经费，编写组全靠原有单位的微薄工资供养一家老小，甚至买不起专门印制的卡片。就找来印刷厂多出来的印封面的纸，裁剪成四方形状，然后在背后的空白面记录词语和例句。

周克希就是这时，无意中看到陆谷孙修改的卡片，对他非常敬佩。“他的小楷钢笔字非常工整。每张卡片上都有修改的字迹，改和不改一对比就差距很大。”多年来，周克希也在为翻译公认最长、最难读的世界名著《追忆逝去的时光》默默耕耘，后来也参与过《新法汉词典》编纂，能体会陆谷孙作为团队主心骨的艰辛与不易，由此对他惺惺相惜。

陆谷孙与父亲陆达成在西湖合影。父亲是影响他最深的人

更爱莎士比亚

1991年，《英汉大词典》终于问世。这部词典跳出了多年来双语词典编纂以外国某一部词典为蓝本的编译套路，也是向国庆40周年献礼的图书。各种荣誉和奖项蜂拥而来。《英汉大词典》的完成让陆谷孙成为公认的英语研究大师。

盛名之下，很多人并不清楚，陆谷孙的爱好其实是研究莎士比亚。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曾在上海听了一堂课，就是陆谷孙主讲“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五个W”。

至今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访，陆谷孙担任首席翻译。朱镕基在与港督会面时，说了一句“群贤毕至，老少咸集”，陆谷孙很快准确翻译出去，并补充说出自中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随后介绍了王羲之和他的《兰亭集序》。而总督在讲话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陆谷孙在翻译后，还将莎士比亚下一句话用英语背给总督听，令总督大为惊讶和赞叹。回到上海后，朱镕基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称陆谷孙翻译“不得了”。

“他是国内真正的莎士比亚权威，随便问他一个英文原文，都能回答得出来。”陆谷孙的学生、复旦大学青年学者朱绩崧说。他最早知道陆谷孙是在高中时，英语老师遇到犯难的问题，总是叫他们去翻《英汉大词典》。词典封面左上角，工工整整印着的“主编陆谷孙”几个字让他心往神之。随后决定报考复旦英语系。朱绩崧就将陆谷孙视作精神导师追随左右，进而成为其入室弟子。

朱绩崧说，莎士比亚研究是陆谷孙除了词典编纂之外，可以体现他作为大师级学者的研究领域。“现在能通读莎士比亚原文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说，但这并不妨碍莎士比亚在国内的热闹。甚至很多学者，不懂英文原著照样可以出书。对比之下，陆谷孙这种原著信手拈来的功夫更是令人佩服。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中，陆谷孙年轻时喜欢哈姆雷特，年老后转而喜欢李尔王。他曾解释，这可能与独生女儿去了美国，妻子也跟着去了美国有关。“被forsakened by your daughters (被女儿抛弃)……都离开了。(二者)可能也有点关系。从混沌当中终于开窍了，终于有点看到了人生的真谛是什么。”

在一篇文章中，陆谷孙谈了自己为何愿意留在国内。“不是因为我留下了有什么大钱可以赚，而是实在因为我就应该属于这里……你说是家国情怀也好，故园情结也好，总之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一到秋天，秋虫鸣叫，这时故乡的草木风物，那声音、颜色、光线融合成的氤氲，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有说不出的牵引力，即使远行，也要催着你回来。”

朱绩崧说，不知为何，他一直记得199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陆谷孙大声告诉外文系学生们的一句话，“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三牛”吴中杰、朱维铮、陆谷孙同游合影

青白眼

周克希和朱绩崧都认为，陆谷孙身上保持着某种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范。

“他对喜欢的人非常有耐心，”周克希和陆谷孙开始有交往，是在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时，因小说中的英文翻译向陆谷孙请教。陆谷孙在待人接物上，总是会让他隐隐想到魏晋名士之一的阮籍，对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喜欢的人用青眼，“不喜欢势利的人、不重情重义的人。”

周克希的感觉没错。新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修订本上，刊有首版全体工作人员的名单。据当时的媒体披露，这个名单原本在书稿中是没有的，陆谷孙坚持要登上。他说，“没有第一版做基础，就没有今天的第二版。名单上的人员，即便已去世，也不要打黑框。”他始终认为，这些学者虽然去了，但他们的奉献是永存的。

朱绩崧则说，陆谷孙始终有意和体制保持距离，尤为反感学者热衷于功名利禄，以及高校中出现的学者官僚化倾向。“现在很多学界变得快要和商界差不多了，可他始终游离在追名逐利之外。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朱绩崧说。他非常仰慕老师的人格，自言和老师相比，虽然有时也会“毒舌”，但却会更加“圆融”。

个性十足、敢于直言的陆谷孙，一生为此也得罪不少人。在《英汉大词典》下卷本的征订会上，陆谷孙就发言道：“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各位，《英汉大词典》上卷，共1967页，迄今发现的错误和缺点，约为每十页左右出现一次，尽管好多读者看不出来。”令一旁的出版社负责人非常尴尬。

名气越来越大后，作为英语研究权威学者，陆谷孙始终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叫学生以各种理由推掉，有些奖项实在推脱不掉，索性叫学生代为领取。他一生获奖无数，最为看重的一个奖是复旦学生自发票选的“复旦十大杰出教授”。

“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是我的哲学。”陆谷孙说的“洞”，指的就是他在复旦南区的老宿舍。慢慢地，有喜欢他的学生称他为“老神仙”。

2014年春节，身体状况不佳的陆谷孙，将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任务正式委托给朱绩崧。一年后，又把《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撰工作托付给赵翠莲、万江波、沈园等几位学者。

现在，朱绩崧的愿望就是能尽早实现《英汉大词典》的数字化。数字时代，青年人抱着重达七八斤的大词典苦读的景象越来越罕见。“这时语言类词典要‘借尸还魂’，借助互联网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前，陆谷孙很喜欢晚饭后和朱绩崧一起在复旦校园“暴走”。老师离去，朱绩崧一下觉得孤独了。“原来在词典编撰的路上还有一个同行者和领路人，现在就我一个人了。而且这条路不是从复旦走到五角场，而是一条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