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许宏：他发掘出了3700年前的“中国龙”

2000多枚绿松石片构成了一条70厘米长的“龙”，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002年晚春时节，洛阳盆地东部的二里头遗址，青草香气和着麦香弥漫在空气里。这个发掘了42年的遗址，已许久没有涌起大的波澜，一切都安静而有序。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小的铜铃冒出头来，才让考古队的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宁静被打破了。铜铃的出土预示着一座贵族墓将要出现。

数十件各类器物接连出土，而在这之后，又紧跟着一个更大的发现：一枚枚精雕细琢、色泽鲜艳的绿松石片被发掘出来，仿佛在吐露墓主特殊的身份。

为防止盗墓，考古队日夜守在附近，他们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还把北京吉普开到现场，时不时打开车灯，探照墓穴周围的情况。直到特殊出土物被整体打包并清理后，人们才看清，2000多枚绿松石片构成了一条70厘米长的“龙”，身体蜿蜒，动感十足，头部的鼻、眼处还填着白玉和绿松石。这条龙原本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躯体之上，如今，其下只余一些骨骼。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器物，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出土了绿松石龙的这座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也有学者视其为商代都邑。现在，人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发现绿松石龙的那年，正是许宏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的第三年。绿松石龙虽引人瞩目，却远非最令他兴奋的发现。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城墙的发现才是最让我高兴的。”许宏的关注点或多或少与他曾经的学术经历有关，在来到二里头之前，他的研究方向是“城市考古”，“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做不动产研究的。”同时，这些发现对于二里头所处历史阶段、以及整个国家起源处城市形态的研究都非同一般。

“我们考古学家凭着实物说话，大部分时候要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许宏说。但考古学家所需要的严肃冷静，并没有妨碍他突出个性的表达。阐释某一个问题时，他的语调平静和缓，条分缕析;可每每说到紧张处，他又开始打手势，语速也会突然变得很快，让人插不上话。

很多场合，许宏乐于提到他在网络上的名字“@考古人许宏”。他时常在微博上与他的18万粉丝互动，忙着对最新的考古新闻做出回应。或转发某条消息，还不忘缀上一个可爱的表情。这个曾怀揣着文学梦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艺青年，在阴差阳错中被分到山大考古系。“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这些文学功底只能用在公共普及工作上了，我能做的，只是想把问题讲清楚。”

不过，许宏依旧对很多事情怀着浪漫想象：比如，在那些日复一日守在考古现场的枯燥时光，考古队小青年与乡村姑娘之间涌动的春意，常常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夏”“商”之争

1999年来到二里头遗址时，作为第三任队长，许宏“有一种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八年间，他一直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任教，对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情况并不熟悉。然而，在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谱系中，二里头遗址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关于这个遗址主体属于 “夏”还是 “商”的问题，学者们分成几派，激烈讨论，相关论文竟有上千篇之多。“这样的争论热度、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在考古界是罕见的。”许宏回忆道。

追根溯源，事情又不妨从1928年的安阳殷墟考古说起。当年，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应为信史的认识。1950年代，人们将探寻最初王朝形态的希望寄托在刚被引入中国不久的现代考古学上。1959年夏天，古史学家徐旭生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后，带队来到传说中的夏代活动中心豫西地区考察。果然，顺着史料和传说找到这里的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失望而归。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以及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400余座墓葬。

“徐先生一开始是为了寻找夏墟而来，但文献上有记录说这片区域属于商汤的亳都，因而他认为这里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从1959年到1970年代末，学界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都城。”许宏说道。但这一共识在1977年又被打破。考古学家邹衡在登封告成镇的一次考古现场会议上首先提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这一学说一度被视为“异端”，直至世纪之交，才逐渐为人所接受。

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它又是一个有着怎样面目的文明?这些问题不光牵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也与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文明源头处做出探求的渴望催生了长达近40年的论战。“基本上，大家的看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直在改变。”当时，两派学者都能够从许宏他们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佐证自己观点的论据。直到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开始的几年，许宏并没有对二里头的断代发表过任何意见。“我当时学术背景相当于一张白纸，没有陷入争论，所以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看法。”直至2004年，这位考古队长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并不知道二里头属于夏还是商，但我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 这一观点，与之前的两派观点都不矛盾，却似乎又让问题回到了原点。站在“中国”的源头，处处弥散着未知与模糊，许宏坚持容忍许多问题以暂时的“无解”告终，“参照物不确定时，所作的结论只能偏于保守。”

在许宏看来，当年的两派学者虽然意见相左，但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可知论者，都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真实存在，而且可以根据文献将考古发现对号入座。区别仅在于，他们选择采信哪一条文献，指认哪个遗址为夏都或商都。”

“在没有像甲骨文这样自证性的文字出土之前，一切只能是推论。说二里头属于夏代文明，是从比夏晚了1000多年的战国到秦汉的文献中推论出来的。”许宏觉得，作为考古学人，他的出发点一定是考古学本位，一切推论要依靠实物说话：“我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也无法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彻底解决。我们必须容忍模糊性的存在。”

求索于“不可知”之中

“北京最好的天气里，爸爸总是不在。”许宏记得女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被调往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几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考古工地，而晴朗的天气也是考古的最佳时机。

许宏来到二里头遗址之前，考古学家已经在此地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建筑、一批贵族墓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1999年之后，遗址的实有范围被廓清，考古队找到了遗址中心部的井字形大道、最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然而，在二里头遗址现存30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50年的考古工作也仅仅发掘了整个二里头遗址的1.3%。

但对整个遗址的边界与结构已经廓清。“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现阶段许宏对二里头遗址所属文明类型的概括。“在此之前，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没有一个核心，文化上属于‘满天星斗’，二里头崛起之后，高度发达的都邑形态表明它的辐射力远远超出地理单元的限制，东亚大陆的文明开始呈现‘月明星稀’的状态。”

多年来，围绕着源自二里头的考古发现，许宏先后著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今年，他的又一部专著《大都无城》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上海书展期间，许宏来到上海书城和上海博物馆作讲座。在他眼中，自己的三本著作就像是从一个点散开的扇面，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探索过程。

“《最早的中国》写的还是二里头一个点，《何以中国》就从二里头扩展至中原，可以说是一个扇面。而《大都无城》则是对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许宏说。

一同来到上海书展的学者在与许宏吃饭时开玩笑：“考古人身上都有一股匪气。”许宏很以为然：“考古人和都市白领、学生确实是不一样的。”到一个地方考古，必须要和当地领导接触，要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考古队长不能光埋头发掘，还要通人情世故，权衡好原则与情理。野外作业时，大到当地农民的赔偿方案，小到队员的生活，都需要队长操心。甚至，到了酒桌上，他还要表现出“舍命陪君子”的豪气。“不能总是端着呀，不然当地没人理你。”许宏在河南偃师有着很好的人缘，现在回到那里，当地的朋友都会请他吃饭，甚至他家的保姆也是当地村民介绍的。“能挖”、“能写”还要“能说”，上一刻还蹲在地上挖土，下一秒就能穿上西装出现在国际学术论坛上，许宏觉得，这就是当下社会对考古人的要求。

别看许宏现在能够把微博、博客玩的很溜，他曾经也是一个刻板的考古人，只想埋头搞自己的研究，对公众宣传并不感冒。“可我的观念很快被扭转过来。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前辈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到我们这一代人，学科体系已经相对完备了，应该对公众有个交代。”不过，在他看来，面向公众也不只是讲神奇故事以吸引眼球那么简单。更多时候，许宏希望为考古学家们“祛魅”，让大家真正了解考古发现和工作方法。所以，《盗墓笔记》之类的书照例不在他的讨论范围，“我们的发现结果是公众感兴趣的，但发掘的过程，可以说是严谨到近乎乏味的。”

临近采访结束，他忽然说起自己对“挖掘”一词的看法：“我们其实对‘挖’这个字挺敏感的。记者的报道，用‘发掘’这个词，就很专业。要是写成‘挖掘’嘛，那就差那么点儿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