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揭秘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真相：外部性重于机制结构问题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也是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连续六年下滑。此外，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6.7%。这种持续的下滑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眼下，更为重要的是——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必须了解的是——为何经济增速下滑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什么才是主因?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0月16日，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 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首发登台，发表了主题演讲。在他看来，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主因。

外部性是经济持续下滑的主因

针对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这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

“所谓体制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效率不高;所谓机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但改革尚未完全落实，还存在较多政府干预;所谓长模式是，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增长不足，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林毅夫称。

但在林毅夫看来，虽然上述问题的确对中国经济效率下降有所影响，但并不是经济持续下滑的主因。“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他举例称，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在同一时间里面的经济表现都基本相同。“例如，中国在2010年的增速为10.6%，2015年是6.9%，确实下滑了；但是巴西在2010年时的增速是7.5%， 2015年暴跌至-3.8%；俄罗斯在2010年的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幅度远大于中国；再如印度，在2010年时的增速是10.3%，2015年是7.6%，7.6%当然比中国的6.9%高，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降幅远大于中国。”

林毅夫表示，最能证明其观点的是东亚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例如新加坡，其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为5.92%；韩国在2010年的增速是6.5%，2015年只剩2.6%。二者降幅都远大于中国。

“这些都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如中国的内部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的，但其表现的形式跟中国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经济持续下滑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称。

所谓的外部性因素，与2008年爆发的那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紧密相关，各国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速略大于3%，现在普遍是2%或以下，美国也不过2.7%。此外，发达国家仍处于高失业状况。美国失业率约为5%，但其劳动参与率少了三个百分点，如果把减少的三个百分点加回去，失业率也是在8%、9%。”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家庭部门在过去这八年里基本没有增长，欧美上一轮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负债太高所引起的。“所以在危机之后，他们需要修复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这也导致了消费增长非常慢、需求非常少。”他称。

在这种状况下， 国际贸易断崖式下跌。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在国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然而，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速更慢。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出口都受到打击，这是经济大幅放缓的一个主因。”林毅夫称。

投资需配合供给侧改革

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的长期经济放缓，因为政治性原因，他们结构性改革无法推行下去，”林毅夫强调，在这种状况之下，未来中国的外需确实不可乐观，要更多靠内需拉动。”因此，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同时，适度、合理的投资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来，中国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国经济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业有很多过剩产能，但是中国的产能都位于中低端，比如说像2015年进口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中国自身不能生产的，因此当然要往那些产业去升级，并用投资推动需求。“他称。

此外，基础设施也是一大关键。“6月中国下了几场大雨，一千多个城市淹水，外加环境恶化等问题都需要投资。同时，城镇化问题也值得关注。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在80%以上，中国只有50%左右。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务投资。”

林毅夫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资产，且负债率较低。“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政府负债率普遍超过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国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去扩大需求是合理的。此外，中国储蓄率达到了约GDP的50%左右，这是当前最高的，中国可以用政府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外加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仍具有发展前景。”

若能将上述有利条件有效利用，“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从而使得消费增速处于合理区间，那么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仍是可能的。”林毅夫称，上述投资都是用于补短板的投资，也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要义之一。“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去产能就会更容易推进。”

他表示，展望未来，对中国而言，看清外部性的重要性，并对症下药，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有质量。

（本报实习记者 殷怡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