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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告别IMF后亮相复旦:这世界的关联性竟如此“恐怖”

第一财经APP 2016-11-04 15:25:00

作者:周艾琳    责编:聂伟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结束后正式离开了IMF,面对此前IMF总裁拉加德的极力挽留,朱民仍然选择了回归祖国,他也是IMF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籍官员。

朱民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恐怕是各界自今年7月以来都在问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结束后正式离开了IMF,面对此前IMF总裁拉加德的极力挽留,朱民仍然选择了回归祖国,他也是IMF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籍官员。

11月4日,这个疑问终于解开——当日,朱民登陆复旦大学,出席复旦管理学院将举行的“2016复旦全球领袖论坛”,题为“重塑未来”。

当被第一财经记者问及,未来是否会在国内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时,朱民笑称:“我暂时先需要休息,我快累死了。”其实,去年朱民在被问及退任后将会做什么时,他也做过类似的回答——“我头发都白了,结束IMF工作就该退休了。”

不难想象,朱民在担任IMF副总裁期间,工作和研究任务异常繁重。他任职伊始,全球金融危机余震不断,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相继爆发银行业危机。朱民任职期间负责97个国家的宏观督导,需要批审90多个国家每年的宏观报告。他所主管的重点区域和国家,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大国,以及拉美的秘鲁、中东的埃及和众多的北欧及中亚国家。

在当天的论坛的论坛上,朱民仍然展现了国际学者的风范,并以近一年来其与IMF研究团队所做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关联性研究为基础,既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后,再度向外界发出预警——世界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关联。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性远远超过过去。如果市场互动性大大加强,就会产生流动性风险,从而产生恐惶。“摆在政策制定者、公司、个人面前的挑战便是——当巨大波动来临之时,你要如何判断这只是一场巨大的波动,还是一场潜在的危机,各方必须做好预案,来避免成为被动、无辜的受害者。”

朱民的观点具备强大的统计数据支撑。根据IMF团队的测算,美国的GDP下降1个百分点,对于法国的直接影响只有0.1个百分点。然而,美国的变化影响到全球其他国家,从而再反过来对法国造成的间接影响则被成倍放大,高达0.4个百分点,瞬间变成了直接影响的4倍。这也反映了全球的相互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不可忽视。

此外,朱民称,“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崛起,其也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反“回溢效应”(spillback )。”例如,发达国家GDP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引起新兴市场经济体0.44个百分点GDP的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GDP下降1个百分点,会对发达经济体造成0.2个百分点的影响,对日本产生0.5个百分点GDP的影响。可见,世界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密切关联。”

以中国为例,之所以过去一年来频频有外媒将“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作为标题,尽管这有失偏颇,但却说明了世界越来越高度关联。朱民解释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还是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中国投资降低一个百分点,对如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等贸易伙伴的打击高达约0.6-0.7个百分点,对例如智利、赞比亚、沙特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冲击也十分显著。如智利,其对中国的出口量巨大。”

问题在于,“当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4.5%,根据IMF测算,这一比重还需要下降10个百分点,达到3-4%的水平。如果中国降10个百分点GDP的投资,那么上述这些国家要降低多少?马来西亚真的能够降6%的GDP吗?他们当前的GDP甚至还不到6%。”朱民表示。

当然,朱民也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这样,因此这些国家就必须要调整。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再平衡时,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跟着中国的再平衡来调整对中国的关系。”

其实,这只是全球关联性的一部分,更为可察觉的、“恐怖”的影响其实恰恰就发生在过去一年的金融市场。

危机以后的市场互动性远超从前。朱民称,根据其团队的统计,“危机前,各个产品的关联度分布很广,市场流动性还是均匀分布,有0.8、0.9等,也有0或负,呈正态分布,处于流动性的安全区域;然而在危机后,所有金融产品都变得高度相关,都达到0.8左右,即所有数字都流向分布的同一端,进入流动性紧张区域。”

“直观上理解,如果所有人在恐慌时都想抛售,那么市场出现同向运动,必定会出现流动性紧张。上述发现则是第一次在统计意义上用数据证明了这一危机后的‘新常态’。应该说这是一张极为‘恐怖’的图片。”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了巨大的市场波动,”朱民称,衡量波动是一个严格的统计概念,“如果是在1个标准差的范围内波动,这是正常的;如果是2个标准差,就是剧烈波动;而如果超过2个,市场就会发生危机。”

但是,如果将这“2个标准差”的概念放在过去一年,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朱民称,“美国股市在2015年出现了6个标准差的波动,这是1928年以来不曾发现的;欧元对瑞郎出现了9个标准差的波动,这是1999年欧元成立以来的最大波动;美国债券市场出现了7.2个标准差的波动,这是1962年以来的最大波动,远远超过历史的平均水平。”

“当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来临时,所有宏观政策都面临严峻挑战,也许你只能接受。那么这究竟只是一个巨大的波动,还是危机的前兆?没有任何历史数据和理论框架能告诉你哪一个才是真的,所以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了巨大挑战,群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大量互动,使得全球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还能有独立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必须接受他国的政策影响。但真正的新挑战在于,当全球流动性紧缩、恐惶来临时,如何第一时间判断这是一场巨大的波动,还是一个危机的前夕,当前没有人能给我们答案。”

朱民更是表示,希望这个答案能够诞生在当前的广大学生、未来的研究人员之中。

面对这个高度关联、剧烈波动频发的全球“新常态”,朱民称,“当前你在哪里、体量大小都不重要,你的实力是最根本的,你更必须知道你归属于哪个群,你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你所在的那个群、以及你的群与世界如何勾连所实现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互动、溢出、冲击变成了beta(贝塔系数,是用以度量一项资产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你必须知道冲击从哪里来,必须要有预案,避免成为被动、无辜的牺牲者。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挑战。”

而这对于每一个人和公司的启迪在于,“个人和公司都需要认真分析——你在哪一个群?与世界如何关联?如何做好预案来预防外部冲击?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充满挑战,也越来越有趣。”

朱民最后也称,“汤马斯·佛里曼(ThomasL.Friedman)说‘世界是平的、是快的’,我说世界更是互动的,当世界发生根本变化时,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必须变化,这才是赢者的基础,因此今天的主题是——重塑未来,这就是我们重塑世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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