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经济持续增长路在何方

2016年必然会在中国人口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这一年，实行了三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历史性转变将如何影响中国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又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曾经有着耀眼光环的人口红利，还能推动中国经济列车快速奔驰吗？

告别人口红利

多年来，人口红利成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即使不懂人口与经济的普通群众，不少也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机会窗口期，能不能把红利收割到自己篮子里还需要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实际影响并没有媒体广泛报道的那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这一研究结果广为传播，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与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没有这么高，只有15%左右。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特点，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压低了生育率，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使得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大大变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7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0~15岁的少儿人口2.4亿人，占比为17.6%。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结构扭曲，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远远算不上一个人口强国。

王丰认为，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据王丰的研究，2013年，两者增长率水平相同，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

蔡昉的结论是，2013年到2015年前后为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此外，人口学者陈卫、彭希哲、陈友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结束。但是由于类似观点主要是依据总抚养比（0~14岁少儿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与15~64岁人口之比）来确定人口红利期，还存在较多质疑。

质疑主要集中在，按15岁到64岁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总抚养比，没有对其进行细分，导致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偏离实际。从青年人口来说，由于高等教育普及，进入职场的年龄明显推迟，大大超出15岁；而中国目前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比64岁小十岁之多。为数众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处于退休后未就业的状态，这必然导致对总抚养比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推算不准确。

与推算不准确相比，更为关键的是对人口红利认识存在误区。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是生育率从高往低降低过程中导致抚养比下降造成的，这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即生育率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事实上从长远看来，恰恰相反。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所谓的通过降低生育率促进经济只是暂时降低了抚养负担，但这个效果与其说是人口红利，不如说是人口高利贷，孩子减少在当前减轻了抚养负担，会导致未来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巨大的人口负债必然要还的。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就是一个明证。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经享受了可观的人口红利，现在需要应对的新问题是，如何在人口负债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全面两孩难改人口颓势

2016年1月1日，中国开始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先后实施之后，全国近2亿非独夫妇也正式走进二孩时代。

根据中央及卫计委官员对全面两孩政策的表述，实施这一历史性生育政策调整主要来源于三大动力：满足群众生育意愿、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和缓解老龄化。

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年出生人口增加，这些孩子未来成长为劳动力和纳税人，同时，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又可以稀释老龄化程度，并成为养老保险缴纳者，减轻未来的养老负担。

但根据不同学者对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进行的测算，这一意在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的改革措施，其效果可能并不乐观。

此前，有学者预测，中国放开全面二孩之后，最高每年可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这一预测让不少人陷入可能出现“巨大生育堆积”的恐慌。

按2015年10月29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计算，目前新政公布已经一年有余。从各机构进行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和各地汇总的出生人口数据看，形势并不乐观。
2016年3月，腾讯进行了10万人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发现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仅有三成，绝大多数因为时间精力不够、经济压力等原因表示不生二孩。

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在江苏省进行五年跟踪调研，她发现，明确表示生育二孩的，后来只有三成左右真的生育了二孩；明确表示不生二孩的，则基本上都没有生。

腾讯的调查跟官方调查发现的全国性生育意愿走低相吻合。据卫计委调查，目前我国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为1.93个孩子。这已经明显低于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率。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落差，实际的生育行为更低。

人口学者陈友华认为，“调整政策就是盼望出现一个出生堆积，如果没有明显的出生堆积，反而不正常，就更需要反思和警醒了。”

今天出生的孩子如果低于预期，也就意味着未来增加的劳动力低于预期。同时，全面二孩减缓老龄化的程度可能也将低于预期。

根据卫计委的估计，到2050年，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会降低2个百分点。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人口学者告诉第一财经，这一预期过于乐观。

他分析，老龄化的趋势已然如此，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改变这种趋势。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缓解，从全面二孩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综合看，效果将十分有限。

三举措应对人口新常态

王丰与安德鲁·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断，在经历了人为加速的人口转变之后，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以及老龄人口迅速膨胀。而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提升。

伴随着这一人口转变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个月，中国GDP增速为6.7%，继续处于“L型”底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22到44岁)萎缩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使中国经济产生排浪式下行波动。人口变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

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动作用？多位人口学者提出，当前一方面是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尽快放开对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为这批人口数量有限，对其继续进行限制不仅减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费了巨大的行政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亚洲人口学会副主席顾宝昌认为，中央对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大势认识得很清晰，继续追罚三孩以上其实是有悖于人口大势，应该尽快加以改变。

黄文政认为，人口影响经济不仅仅在结构，更在规模。根据他的测算，人口规模萎缩对经济的影响远远高过人口结构。他通过对辽宁等地区经济人口数据的计算发现，当人口相对减少时，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到2015年，辽宁的人口增长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国平均速度低20%。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转移在中国式经济奇迹中起到重要作用。学者认为，下一步通过进一步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提升人口对于经济的促动作用。

蔡昉认为，过去人口红利的主要实现手段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目前看，城镇化趋势下的新移民，其年龄构成上更具生产力人口性质，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可以有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是发挥人口促动经济正向作用的第三个对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包括就业比较充分，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如果这些目标可以顺利达到，将可以充分挖掘劳动力资本的创富源泉，推动经济增长。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无法逆转的重大转变。与其无奈叹息人口红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相关改革，努力释放人口作为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潜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