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日记”和“彭蕾之问”：中国互联网能否走出魔鬼的诱惑?

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在美国出差途中写了一封信《错了就是错了》，就支付宝“校园日记”事件检讨、道歉。这封信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董事长面对社会的滔天巨浪必须要做的回应，也是一个45岁的中国女性基于公序良俗由衷而发的真实感受。

我也在美国出差，时差还没倒过来，但觉得必须起来写点东西。

彭蕾的信，不亚于马云任何一次演讲

在我看来，彭蕾这封信对阿里巴巴的进步意义，不亚于马云任何一次演讲。

彭蕾在信中写了十几个问号：我们要向数亿用户传递什么信号?!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终究去哪里?!在所谓的用户活跃度面前可以不择手段无节操?!我们在选择做这事的时候，在确定运营规则的时候，在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做判断的时候，难道不曾迷失方向?难道不曾存有哪怕一丝丝的侥幸心理?打打擦边球无伤大雅?谁谁谁当初也如何如何?(支付宝的实名用户，风控体系，大数据能力，以及我们引以为傲无比珍惜的信用体系，可以令更多美好且正能量的事情发生。)但为何，我们也同时选择了这样一种类型的圈子?它到底创造了什么了不得的用户价值和美好体验?!人跟人之间真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赤裸相见”??!!

“彭蕾之问”是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问。支付宝给人的第一联想是友好方便的支付工具，背后则是金融和数据两大领域的专业能力，这是其核心，任何发展都应据此展开。而“校园日记”则赋予了一个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品牌和工具以异样性，而且是通过“异性效应”来实现异样性。这是舍本逐末、挑战社会基本认知能力的荒唐之举。当然，会加粉，会社区化，也有人说没觉得怎么样，但也一定有人不再把自己重要的钱包交给这种有特殊颜色的通道、把对颜色的癖好作为实名数据记录保存在阿里巴巴的数据库里，而之前，他们对支付宝有着高度的使用忠诚。“校园日记”越火，讨厌这种色彩、觉得它不再适用于自己、因而离开的人就越多，支付宝的普适性根基可能从此动摇。

“彭蕾之问”更是价值之问，文明之问，不仅支付宝，阿里集团，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都该听一听——“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无时无刻拷问自己，任何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都只是自掘坟墓”。

阿里巴巴是一家有着强烈价值观导向并因此有强大聚合力的公司，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被视为“对于我们如何经营业务、招揽人才、考核员工以及决定员工报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六条价值观。马云非常在乎价值观，我们多次讨论过商业文明问题，他曾对我说，“阿里只是多么小的一点东西啊，不值得骄傲。但我们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传递商业正能量，而不是姑且一切似是而非的忽悠年轻人的东西”。

何谓商业正能量?按照阿里巴巴2010年9月发布的《新商业文明宣言》，它意味着开放、透明、分享、责任，意味着个人数据、商业平台和公用计算之间的平衡、个人愿望、企业目标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物质消耗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一言以蔽之，商业正能量离不开责任，离不开社会责任。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对商业文明有一个简单定义，就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和福祉的实现。文明有二重性，既有进取性、创造性，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一面;又有限定性、规范性，所谓“文明以止，人文也”的一面。前者体现的是做什么的自由，后者体现的是不做什么的约束，是“行于所当止”的恰当性。

阿里巴巴在进取性、创造性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闻名，不遑多论。而在限定性、规范性这一面，如何把控，如何加强，如何自我约束，如何善用力量，“校园日记”事件是一个严肃的教训。

对阿里巴巴来说，“彭蕾之问”是当头一棒的提醒。当阿里巴巴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作为商业基础设施，它的应用越来越全面化;作为循环不息的“自生长”生态，它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普遍化;作为基于数字化空间却和所有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它的外部性越来越超越商业本身——有什么东西会让它走上歧路，甚至“自掘坟墓”?

而对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彭蕾之问”也是一个借鉴和警示——中国人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只有此网而无彼网可用——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如何更好地成为人们可信赖的伙伴、社会进步的推手，而不是异化为“利维坦”那样的怪物?

责任拯救一切，责任创造一切

互联网比以前任何一种发明都更加普遍地拉长、加深、扩展了人的力量，它对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赋能作用，它就是今天的火与电，照亮人类的新视野，驱动人类的新进步。但正如玩火和触碰高压线的风险一样，互联网也有巨大风险，也需要“十诫”那样的约束。

和某些寻租色彩浓厚的行业相比，中国互联网是“原罪”极少的阳光行业，互联网行业的领袖们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商业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但仔细观察，由于资本驱动、赢家通吃、快速成功、用户有强烈路径依赖、互联网公司和用户的力量高度不对称等等原因，这个行业也有一些结构性的病症，历久而不治。借用“彭蕾之问”的体例，我想提出10个问题，给行业领袖们——

是更在意估值，还是更重视价值?

是立足于打击和倾轧竞争对手，还是立足于扎扎实实提高自身能力?

是对用户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干扰、榨取，还是设身处地对用户尊重、谦恭和节制?

是不择手段地迎合、刺激、挑唆人性中的弱点，还是对人的“陷溺性”的一面善加提醒、阻隔、平衡，并对人性的优点更多导引?

是视天下人为无知，随意吹牛，过度包装放卫星，还是以爱人之心和工匠精神去研发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好产品?

是追逐时髦的流行概念，还是真心做百年老店?

是以自我优越的姿态嘲笑众多的基础产业为落后、动辄就是颠覆和毁灭，还是待人如己地助他们迈向先进、同时反躬自省地学习别人也有的先进?

是以平台中立、技术中立的“避风港原则”为自己摘除种种问题的连带责任，还是主动去承担责任?

是以创新为由，要求政府一直给予幼稚产业那样的优惠政策，还是努力建设更加公平的产业竞争环境?

是以巨大的用户数量和外部性为凭借和政府博弈，政策只能向我而定，还是在博弈时，也有基于全社会、全行业角度的考量，懂得付出和平衡?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互联网公司的行为都是前者，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互联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沿。但我所问的每一问题，也不是空穴来风，都有具体所指。联合国在68年前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句话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包括领导性的公司，是不是做到了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都能以平等之道、尊严之道、理性之道、良知之道相处?还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对人权的无视、欺凌、肆意和对假恶丑的纵容?

“虚拟世界”的责任并不是虚拟的，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空气、水一样成为一切的基础的时候。正如我们呼唤清洁的空气和水，我们对互联网提出更高的底线要求，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互联网造就了一批时代的宠儿，财富的宠儿，但当他们逆天而行时，天必惩之。天道即人道，人道不是空洞的，对人的尊重呈现于每时每刻的行为之中。任何一个互联网产品，它里面有什么动机，夹杂了什么东西，天人共见，一清二楚。

可能有人说，这些老套的说辞早过时了，在今天“自由意志就是善”。恰恰相反，纵观历史长河，善(public good)才是正确行使自由意志的前提。当然，历史是蜿蜒曲折的，有审美就有审丑，有求智就有反智，有追求崇高就有消解崇高，这两面往往还会纠结于一体，就如永在挣扎的浮士德那样。但是，人类之所以选择文明而不是蒙昧和野蛮，是因为历史一次次地启示，蒙昧和野蛮是一条通往彼此伤害与毁灭的道路。正道光明，文明之路再辛苦，也要争取，也要坚持。

“校园日记”已经关闭，“彭蕾之问”却将延续。中国互联网能否走出魔鬼的诱惑?答案是：责任拯救一切，责任创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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