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机制设计理论对中国改革的重大意义

首先祝贺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时，我曾撰文指出，机制设计理论的阵营又多了2名诺奖得主，因为最优合约或不完全合约理论也属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范畴。很高兴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也颁给了将机制设计理论用于研究转型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两位重量级华人学者。借此机会，我就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思想、议题、贡献及其对中国改革、发展与治理的重大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谈些看法。

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的价值

200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发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对机制设计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同时代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所在”，“该理论通过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于最佳配置机制的理解”，“使我们得以辨别令市场运转良好或相反的各种情况，帮助经济学家、政府以及企业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则框架和投票程序，从而超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和到位的。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个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家庭或个人层面)在通常情况下都会逐利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机制设计理论难以处理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很容易伪装，从而增加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

这样，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应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就成了经济学各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和主题。

由我的导师赫维茨教授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正是以信息和激励为关键着眼点，关注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一般制度规则设计问题，为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制度提供了一个一般性完整分析框架。

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和体制转型，因而会涉及一连串的各式各样机制的设计，包括宏观国家层面的中央顶层机制设计，也包括中观、微观产业组织层面的机制设计。那么，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旧机制伴生着新机制，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呢?这是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把激励搞对

如同诺斯对赫维茨在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西方法制，最初没有竞争，但有激励机制。赫维茨的激励机制的工作十分重要。”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把激励搞对，而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具体来讲，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都是有关于人的激励问题。

1.政府的激励。

在计划经济下，尽管也有经济指标，但政府官员更热衷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将经济增长和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且，由于信息分散和不对称的原因，地方对经济数据造假、搞浮夸风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相伴的是，针对地方政府的GDP(当然还有稳定)考核指挥棒作用逐渐放大。这样，不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还是为人民币服务或为仕途服务的贪官或污吏，都会千方百计把GDP搞上去，改善投资环境引才引项目。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激励相容。

2.企业的激励。

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国营经济铁板一块，价格机制是扭曲的，不能很好起到应有的三大作用，即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决定收入分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中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逐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无论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是如此。分散决策的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使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价格传递得到解决，微观上民营企业的创富、创新动力与宏观上市场竞争、创新、垄断、竞争这样一种反复动态循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3.个人的激励。

这是最根本的，也是力量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先由一小批人打破不合理的旧体制解决个人家庭的温饱问题的激励开始的。再到后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导向，都是针对广大老百姓个人的巨大激励。

如何以改革实现科学而有效的体制重构

最后这一节讨论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方法论，机制设计理论在这方面有其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就是制度的设计或机制的设计。

1.改革要以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为前提。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需认识到两个基本客观现实：个体逐利性与信息不对称。在此前提下，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要满足机制设计理论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

参与性约束条件，也称之为个体理性约束条件，意味着要求改革能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尽量让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利，至少不受损，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最优结果的同时，也实现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的个体可以是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产业、企业及至最广大的老百姓。

参与性条件非常重要，因为改革或体制机制创新从本质上讲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也是社会经济现实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源头。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形成与改革方向相一致的新的利益均衡，充分调动不同利益阶层的改革参与积极性，汇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改革共识。当前新一轮的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经不那么容易打破，基于市场和权力结合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很大的意愿和能力来阻止和延宕改革。

所以，下一步首先当然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利益上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不过，改革深水区难免会遇到既得利益包括权力资本联盟的阻碍，这就需要通过中央的权威、通过法治来规制他们，阻断权力和资本的合流，清理权贵弊政以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其次是普通的民众阶层，通过增量改革，做加法改革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增长需要，通过边缘突破，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

2.改革要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为导向。

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让市场运行良好，建立有效的现代市场制度，就需要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等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综合治理、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导致社会矛盾重重。那么，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治理边界的界定。我们首先要知道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之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原则就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是与市场一起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归纳起来，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两条、四个字：维护(如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及各种法规得到严格执行)、服务(如基本的社会救济制度就属于服务的范畴，中国做得还很不够)。

第二层次是主次之分。谁是关键?答案是制度。我们一旦知道它们之间的边界后，还需要理清。那么，谁去理清呢?由于政府是主体，市场是客体，社会也是客体，从而当然也就是要靠作为主体的政府去做，去理清。

那么，谁能规范主体，也就是政府的定位呢?法治。法治的首要作用就是制约政府的行为，约束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为了保护市场不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契约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契约要得到执行，财产要得到保护。

人们可能会问，政府及其部门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权力吗?不愿意。那么怎么办?靠民主!民主能制约执法者，防止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从根本上保证法治。因此，民主和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制度保障。

再往深处思考一步，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靠分权。具体来说，分权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分权，上下级政府之分权，政府和民间分权，以及民间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分权，即不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手上。

总之，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这样，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唯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