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经济增长不一定减缓贫困 教育投资减贫力度较大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缓贫困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从表面上看，经济发展了，贫困就会减少。但事实果然如此?

12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詹鹏，这两位学者拿出最新研究成果。

该研究成果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必然引起贫困规模减小。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减缓贫困的作用，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强。

经济应“益贫式增长”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2014年人均GDP几乎达到1978年的20倍。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相对应也大幅下降。

按照最低的贫困标准(1984年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至2007年的1479万人;按照最新的贫困标准(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1.66亿人下降至2014年的7017万人。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速和减贫速度都非常惊人。

“经济增长是摆脱贫困状态的主要推动力。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贡献有多大?”李实说，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取决于穷人是否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或者说经济是不是益贫式增长。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收益会自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观点被称作“涓滴假说”。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没有被全社会共同分享，甚至在有些国家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穷人福利水平反而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贫困化增长”。对这些现象的深入挖掘使得不少学者开始批判“涓滴假说”，并逐渐形成“益贫式增长”的观点。

上述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当采用较高的贫困标准时，贫困发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相对较高，这进一步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让非穷人受益，穷人的受益程度相对较低。

李实解释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贫困发生率变动中的增长效应普遍高于分配效应，而且增长效应一般都会降低贫困发生率，但分配效应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使贫困状况恶化。

若按约10亿农村户籍人口算，贫困人口规模下降了约1.3亿人，而分配效应仅为1.60，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使得贫困发生率上升了1.60个百分点，增加了约0.16亿贫困人口。最终合计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76个百分点。此外，增长效应趋于下降，分配效应的绝对数也趋于下降。

研究发现，2002~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穷人受益特征可能是最为令人吃惊的。这一期间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负增长，降低贫困线标准时尤其明显。这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较低的穷人受益性。

教育投资的减贫力度较大，每万元投资平均减少9.62个贫困人口。摄影/章轲

教育投资减贫力度较大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低收入家庭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大小。”李实解释说，根据农村家庭的特征差异和收入来源，可以大体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条途径：初次分配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让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家庭获益，而再分配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让缺乏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获益。

研究发现，政府的公共投资能够从多方面发挥减贫效果。

有专家根据官方公布的宏观数据和计量模型估算了主要投资的减贫回报。其中教育投资的减贫力度较大，每万元投资平均减少9.62个贫困人口，然后是研发、公路、电话、电力和灌溉等。

交通基础设施主要以辅助的形式发挥增收和减贫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投入有助于增加非农人口的就业机会，降低农业生产、运输和劳动力转移成本，提高社会服务可得性，并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等。

不过，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对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影响并不相同，由于贫困家庭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

近年来，农村金融被赋予扶贫脱贫的重任，研究也发现，稳定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融资机会，有助于扶贫开发政策的顺利实施。

根据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除了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渠道对贫困减缓产生间接作用外，其本身也可以通过金融服务等渠道产生直接的减贫效应。但另一项研究也发现金融波动会抵消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这些金融波动主要来自金融风险的分散化。

减贫需从多方面入手

研究还发现，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通过对1997~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拥有一名外出劳动力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将提高8.5%~13.1%。

不过，由于贫困家庭外出劳动力相对较少，外出务工的减贫效果相对较弱。有专家根据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数据(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测算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减贫的贡献比例，其中外出务工收入对减贫的贡献在1995年仅为3.71%，但2002年和2007年分别上升至12.79%和18.35%。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扩大，外出务工的减贫效果逐渐增强。”李实说，与外出务工相伴随的现象是城市化的发展。从减贫角度看，城市化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密集度体现减贫效果。从要素禀赋看，农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大禀赋是低技能劳动力，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减贫的贡献比较大。

此外，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对减贫也能发挥作用。在不同的产业大类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的减贫效果非常显著，第二产业微弱。若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会发现一个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会显著影响该产业的减贫效果。有针对性地提高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所带来的长期减贫效果预期也会比较显著。

因病致贫在很多地区比较普遍。研究发现，健康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作用。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将能够发挥较好的减贫作用。

研究还发现，社会救济、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具有显著效果，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增加1%会使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发现，公共转移性收入使得2013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其中低保政策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

两位学者认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针对劳动力禀赋、家庭结构、环境条件等不同的家庭，应选择相配套的解决方案。

针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一方面应提供更多增收机会，另一方面应提高其获得收入的能力，如通过公平性的基础教育提高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水平;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应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提高其福利。

粗放的扶贫开发不一定能够让极端贫困家庭受益，在许多专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仔细探究其对不同人群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