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长承认数据造假只是搞好经济的开端

数据造假的问题存在于各行各业，商业、学术上有造假，官场上也有造假。有些造假是把数据充水拉高，有些造假是压低和隐瞒。总之，数据造假形形色色，根据需要和利益做出不同的调整。

有些造假其实心知肚明，有些造假的识别其实也没那么艰难，关键看被隐瞒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的GDP数据造假问题，以前多次发生过，现在也很难说就杜绝了。1月17日，辽宁省政府就自爆家丑，省长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

辽宁数据造假问题并不是第一次曝光，此前国家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就披露：“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更早以前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辽宁时也严肃指出，“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甚至辽宁一位地级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痛心地说：“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欠下了近万亿元的巨额债务，辽宁现在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

这一次曝光之所以让人震惊，一是因为辽宁省省长亲自确认造假，二是因为承认造假持续时间很长，连续3年。更让人不解的是，这次造假的是财政收入。

一般情况下，总体GDP数据是很容易被官员拿来造假的，但是财政收入造假是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和代价的。因为有多少财政收入，一是要进国库，二是涉及到财政支出，三是影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把当地财政数据压低，以此可以少上缴财税，以争取中央或省里的更多支持，是一些贫困县的惯常做法，但是故意拉高财政收入，在分税制情况下，是需要按比例给中央和省里多上缴财税的，这不只是给后任挖坑，也是给自己挖坑啊。

当然，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大背景下，有如此心理扭曲的官员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持续如此长时间的财收造假，为何一直没有被发现?或者有人心知肚明，为何不及时反映?

识别数据造假其实并不难，因为很多数据是相互关联，互有因果关系的。比如GDP数据，肯定跟当地的投资、消费、进出口数据密切相关，而投资数据又会跟银行贷款、发电数据等相关。在这些紧密相关的数据面前，要制造出一系列造假数据，还是需要很高水平的。如何规避和识别数据造假，也是有前例参考的。

举个例子，在2007年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为了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他就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而这三个数据，后来也被人称为“克强指数”，甚至有投行用此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数据。

这种关联性在社会调查中其实被广泛使用，在社会学设计调查问卷的过程中，为了识别被调查者填写问卷时是否造假，就会设计一些“调皮奸诈题”，以此来衡量被调查者是否逻辑性混乱和前后矛盾。比如问卷前面有题目问你家里有几台电视机，后面问拥有哪些品牌的电视机，如果前面回答有2台，后面却回答了3个，这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要不后面的错了，要不前面的错了，要不都错了。这时就需要访问员及时提出或者问卷视为无效。

所以，识别数据造假，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但并不艰难，通过改进统计方法和关联性分析，是很容易发现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当然，防止数据造假更根本的是，我们要消除造假者的心里动机。有些官员为什么要冒险造假，无外乎是会带来直接和巨大的利益，会提升政绩和官阶抬升。如果我们改变考核方法，把GDP数据和财政收入改成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当地森林覆盖率，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当地居民保障水平的提高等等，会不会更好一点?有人会说，那这些数据也可能面临造假呢?但这些跟居民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数据造假，说明这些官员还是愿意为此付出牺牲的，总比一个GDP数据和财政收入造假要好。

客观科学的数据，是制定大政方针和决策的前提，也是施政的基础;统计的真实，是国家不走弯路的必须。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问题，但是迟迟不愿意去直面现实和解决问题，却试图通过造假来掩盖事实，结果越搞越大，实在捂不住了才把盖子掀开来。辽宁承认过去几年经济数据造假，这只是做好事情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