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会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

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出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从党内竞选阶段开始，特朗普就不断表达在贸易、税收、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主张，我们将其称为“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如果说这些政策主张此前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宣传阶段，那么在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后，这些政策主张很可能化为实际行动，并将对我国外贸、企业投资、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

“特朗普经济政策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贸易政策突出强调美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基调。特朗普一直极力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贸易协定，提出将就NAFTA重新进行谈判，退出TPP。此外，特朗普称要加强贸易执法，对中国和墨西哥等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和夺回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他多次明确提到中国的对美出口造成了美国失业率上升，扬言对所有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第二，财政政策大胆而激进，面临财政失衡的挑战。特朗普财政政策主张主要包括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和全面性减税计划。一方面，他主张增加财政支出，根据其总统班底公布的初步框架，特朗普计划任内投入5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全面性减税，其减税计划涵盖企业和个人，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39.6%降至25%，并废除房地产税、赠与税和隔代转移税等。特朗普欲利用减税大幅提升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并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和基础建设投资。上述政策如若成功实施会对美国经济形成有效刺激，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如何调和减税与增支的矛盾，使财政收支实现基本平衡。

第三，货币政策左右摇摆，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低利率环境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认为低利率好处多多：一是低利率的融资环境有助于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有利于发行更便宜的新债以偿还高息的旧债。二是低利率可以降低基建投资的融资成本。三是加息将推高美元汇率，损害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地位。由于特朗普的货币政策取向的矛盾性，以及需要考虑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因此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包括时机、规模及货币政策工具等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变数。

第四，产业政策升级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的。特朗普提出的“产业回迁”战略与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制造业回归”战略有所不同。奥巴马的产业政策定位于高端制造业，所需的就业岗位较少且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特朗普的“产业回迁”战略着眼于中低端制造业，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且不需太高的知识背景，正好可以迎合“铁锈地带”白人蓝领工人的就业需求，而这也是白人蓝领坚定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汽车、飞机等机械制造业复兴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产业政策关注点。此外，道路、机场、桥梁、排水系统和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升级可能会受到推动，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总结起来，“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就是要利用美国的强势地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争夺贸易利润;通过积极的财政扩张计划来拉动需求，推动美国经济增长;通过减税改革来增加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引导全世界的资本来美国投资建厂。

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首先，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对我国外贸产生负面影响。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曾扬言要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关税，实际上中国低廉的出口价格极大缓解了美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因此出于现实考虑特朗普应该不会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不过迫于兑现竞选承诺的压力，特朗普应该会针对个别有突出利益冲突的行业，开展反倾销调查和提高关税。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未来我国对美贸易谈判面临挑战，贸易顺差增长也将面临考验。

其次，全面减税计划可能导致企业投资决策发生变化，对我国企业投资造成负面外部性影响。在美元加息升值的背景下，全球流动资金已经开始了回流美国的进程。若特朗普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美国投资环境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美企业经营税负高低的争论曾引发广泛关注，如果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如期实行，将倒逼我国推进减税降费改革。

第三，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方面，虽然特朗普在美联储加息问题上的逻辑前后有所矛盾，但总的来看，未来美国货币政策将趋向收紧。一方面，我国经济短期企稳，但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我国货币政策收紧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美元进入加息通道，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压力不减，且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声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些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可能带给我国的冲击，我们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首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市场潜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加快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要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坚持完善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房价稳定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就能相对提高，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也就增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充分发挥政府购买的带动作用;要切实降低制度成本和税费成本，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投资发展。

其次，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在特朗普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对扩大我国对外贸易意义重大。2016年前三季度，在我国外贸出口小幅下降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呈现积极态势。其中，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和印度出口分别增长14.9%、14%、11.7%和7.8%。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可以积累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大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减缓对美贸易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第三，加大资本管制力度的同时，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根据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央行将要在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贬值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进行取舍和妥协。按照上述理论，如果放任人民币在市场的力量下迅速贬值，能够保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展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节约外汇储备的消耗)。如果遏制人民币的贬值态势，则有两种选择，一是动用外汇储备冲销，二是放缓资本项目开放。

第一种方式代价太大。2016年11月的外汇储备已仅3.05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用来托人民币汇率恐怕是杯水车薪。所以建议选择第二种方式，即加大资本管制力度，在不损害国家信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制。与此同时，适当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

第四，切实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为企业投资生产营造良好环境。为了应对特朗普可能实施的减税计划，我国要在减税降费降要素成本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调整完善劳动力市场结构，为实体经济输送技能匹配、薪酬合理的人力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