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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埃里安: 关注自下而上的“颠覆力量”

第一财经 2017-02-05 20:50:00

作者:杨燕青    责编:王培霖

全球可能在2~3年内走到“T字的分岔点”,此后不是向左走——采取正确的政策行动而使经济重现生机,就是向右走——迎来另一场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宛如“大力水手”,试图将各国拽出深渊——各大央行先是一举将利率降到零位,此后更是开动印钞机,实行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QE),试图为推进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争得时间。

然而,一转眼八年过去了,央行还在那里拼尽全力,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仍无迹可寻,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所谓的“新常态”可能已经再也撑不下去了。

“全球可能在2~3年内走到‘T字的分岔点’(T-Junction),此后不是向左走——采取正确的政策行动而使经济重现生机,就是向右走——迎来另一场危机。”安联环球投资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在去年的IMF-世行秋季年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才华横溢的埃里安曾经是华尔街金融明星,也是“新常态”等重要概念的提出者和论证者。

“我偏好‘T’的形象,因为当前一切都取决于政策决定,一旦这条路走到尽头,我感觉是2~3年内,届时我们就只剩上述两种可能。” 埃里安认为,当经济体长期处于低增速状态,政治、金融等方面的冲突会不断膨胀,以至于未来西方社会无法再维持当前的低增速,其最终会迈向崩溃。其实,当前已有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例如负利率、英国脱欧、欧美国家此起彼伏的反建制运动(anti-establishment),包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其实都是低增速下全球的冲突和紧张态势激化的结果。

埃里安将他的担忧全部吐露在了自己的新书之中——《央行是当今世界的唯一玩家》(The Only Game in Town),这本书也是2016年“第一财经年度金融书籍”的入选外文书籍。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政策制定者们真的不得不好好想想,如今部分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副作用,那么未来究竟还剩下什么招数?

在访谈中,作为经济学家的埃里安掩饰不住对新技术、新趋势等“颠覆式力量”的极度关注。他认为,“颠覆式力量”的特征包括为个体赋权(empower individual)、科技变革,以及理解个体的行为科学。而随着被颠覆的既存者(the established)的觉醒,未来会是一场颠覆者(the disruptor)和既存者的较量。

全球将走到“T字分岔点”

第一财经:你的新书中强调了“T字分岔点”(T-Junction)这个概念,你认为当前全球已经走到了这个分岔点。我们常说的“新常态”和“T字分岔点”有何差别?

埃里安:新常态就是说全球走出萧条,但西方社会不会反弹,不会出现“V型反弹”,而更像是“L型”。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冲击(cyclical shock),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冲击(structural shock)。当高速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其逐步变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全球进入“新常态”而IMF将“新常态”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

问题在于,当经济体长期处于低增速状态,其最终会迈向崩溃。当前,有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例如负利率,即你把钱借给别人,你却还要付给别人利息,这的确很难想象,但30%的全球政府债券当前都陷入了零利率或负利率状态;再来就是英国脱欧,几乎没有机构预计到这一结局;再如欧洲的反建制运动(anti-establishment)此起彼伏。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其实都是低增速下全球的冲突和紧张态势激化的结果。

这些冲突会不断膨胀,以至于未来西方社会无法再维持当前的低增速,届时金融不稳定性强化、不平等现象加剧、政治风险激化,甚至最后会出现崩溃。因此我偏好“T”的形象,当前一切都取决于政策决定,一旦这条路走到尽头,我们就别无选择,不是采取一定手段使情况好转,便是陷入萧条。

第一财经:你认为我们何时会走到这个转折点?

埃里安:我感觉这种转折点在2~3年之间就会出现,但也可能有事件会加速这一拐点的到来,例如遇到银行危机或政治危机,例如特朗普当选,甚至是迅速决定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征收关税,不过谁也不知道其言论是否当真,因为这样美国也可能陷入萧条或崩溃。其实,英国脱欧已经是这种崩溃的提前反应之一,之前谁也没能预料到这一情景。

此外,未来的潜在冲击仍此起彼伏,例如欧洲银行业风险(尤其是意大利), 欧洲政治风险,包括2017年又有如法国、德国等大选密集出现,虽然默克尔当前仍有一定的支持率,但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愤怒”的力量可能会带来何种下场,因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不确定性,而是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unusually uncertain)。

货币政策不可孤军奋战

第一财经:你也在书中提到,放眼全球,央行是各国唯一的“斗士”。市场一直还在期待央行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购买资产,但央行的政策似乎已经失灵了。你如何看待货币政策前景?

埃里安:很多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是不可持续的。央行独立于政治,当美联储决定开展QE时,其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如今央行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它们并非自己选择这么做,只是因为别无他法而必须这么做。

央行就像一个医生,如果看到有病人,医生就必须出手帮助,即使他们没有特别合适的药物,也必须动用手上现有的一切能够缓解病状的药物,央行家们知道当前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不是逆转全球低增速的完美药方,但因为其他方面的不作为(如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央行现在做得越来越多,但是这剂不完美药方的副作用正在体现,而且可能弊大于利。

如果央行做得越多,人们就越发依赖央行。如果把央行的行动分为有效(effective)、低效(less effective)到反效果(counter-effective)这三个层次,可以说日本央行的政策已经变得无效,甚至是适得其反(负利率政策反而使得日元暴涨),欧洲央行的政策则变得低效,美联储的政策则介于有效和低效之间。美联储正是知道过度依靠货币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他们想要避免错误,为此加息则不可避免。

第一财经:央行如何才能重新回到有效的状态?

埃里安:央行不可能靠孤军奋战来重回有效状态,政策制定者必须提供更好的工具,例如同步推进结构改革,加大财政刺激,完善全球政策协调,这也考验着各国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

例如,日本急需劳动力市场改革,这也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的重要部分,在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的情况下,进一步引入移民也不可避免;在欧洲,其本应该是四条腿走路——货币联盟、银行业联盟(半条腿)、财政联盟(尚无)、全面政治一体化(尚无),欧洲这一把椅子只有一条半腿,这就非常不稳定。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

第一财经:全球范围内,影子银行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管理公司崛起,甚至代替银行业扮演起了为实体经济融资的角色。这对未来央行政策有何影响?

埃里安: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现象在全球涌现。在日本,如果要为存款来支付负利率,居民为何要把钱存在银行?当更多人情愿持有现金的时候,那么央行货币政策的效应就会减弱。

如果你问我美国哪一个金融部门风险最大,我一定认为是非银行部门的金融风险最大,而不是银行部门。因为金融科技(Fintech)不断涌现,例如P2P,即使是在美国,其对于P2P、比特币的监管也并不完善。

第一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提出,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量在2015年达到了152万亿美元,非金融部门(包括广义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目前的全球债务为世界 GDP的225%,创下历史新高。你如何看待未来全球债务前景?

埃里安:如今西方爱上了错误的增长模式。如果回顾10~15年前,人们也曾走入误区,错将金融作为驱动增长的引擎,其实金融应该被称为金融服务,因为其更多应该是为实体服务的。然而,当时无论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只要做出一点成绩,就都想向金融转型,每个国家争相成为金融中心,例如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金融似乎成为了GDP乘数。而当时监管者则认为,金融业看似精深(sophisticated),其应该能够自行监管,因此监管机构开始有所松懈。之后的故事恐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因此,西方社会一度集体陷入了金融的“浪漫情结”中,认为金融是增长的引擎。于是人们停止了必要的投资和改革,例如劳动力市场改革、企业税改革、基建投资等。直到现在,我们做的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我们停止了私人部门的金融,但是央行层面则开始加杠杆,过去几年量化宽松大行其道,我们整个体系都在鼓励金融工程作为增长的引擎,这也难怪债务如此之高。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有四种出路。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然后偿还债务;第二,实行财政紧缩,减少开支;第三,金融抑制,通过降低利率来为债务人融资;第四就是债务违约。因此我提出了“T字分岔点”这个概念,我们如果不能用增长来偿还债务,那么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出现不规则违约。

“既存者”已经觉醒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当前在科技领域涌现的颠覆式创新力量?

埃里安:有两大现象非常有趣。过去我们谈论的是世界自上而下地被一些力量震动,但现在已经截然不同,例如科技创新的力量都是自下而上地颠覆世界。

我常喜欢用这样一个例子,希尔顿酒店集团花了整整100多年来建设、管理近70万间房间,但随后出现了一家科技公司,它从未建造或管理过酒店,而这家公司仅仅在6年就为客户缔造了百万间住房,这家科技公司就是Airbnb。

第一财经:你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颠覆力量背后蕴含着什么逻辑?

埃里安:其实Airbnb等企业之所以成功,原因有三:一是为个体赋权(empower individual),当你这么做时就能完全颠覆原有模式,增加社会流动性(increase mobility);第二就是科技变革,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第三,理解个体的行为科学,人们往往都喜欢自行选择并进行互动。

例如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Airbnb等成功的企业都是融合上述三个元素,因此也都会对原有产业产生颠覆式的力量。

第一财经:如何将这些颠覆性力量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增速?会否担心行业垄断的出现?

埃里安:我们还不能了解这些创新能产生多少TFP,就算知道,我们也无法确定衡量方法是否正确,因为我们现在对其具体影响要打一个大问号。

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讨论机器人的兴起会对人类造成何种影响,例如人们可能会失业等,但是其实人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科技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新机遇。

相比起上述不确定性,如果要问我们是否在创造垄断,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更不担心。即使是很大的公司如今也很难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除非其能够持续缔造出颠覆性的创新机会。科技的几何形增长空间太大了,任何具有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都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高枕无忧。只要看看优步(中国)就知道了,即使是在全球占据垄断地位的打车软件在中国也被滴滴颠覆和取代。

第一财经:在创新方面,“去监管”似乎成为了一个趋势,如何权衡监管的风险?

埃里安:监管的问题非常微妙。首先,监管到底要保护谁?是企业还是客户?如果你是亚马逊的客户,那么你将从亚马逊不断的颠覆式变化中受益,但如果你是亚马逊的竞争对手,你就可能蒙受损失。但事实往往是,监管最终可能保护的就是最大利益方。

虽然监管会不断完善,但一切变化来得太快,导致监管很难跟上变化的步伐,例如在美国,先是Facebook、Instgram等社交软件兴起,现在则很快转到了Snapchat(一种阅后即焚的实时通讯软件,正准备上市)。

第一财经:区块链近年来大受瞩目,其在金融领域的颠覆式效应会否像优步对打车行业那么快?

埃里安:我不觉得会那么快。因为当前金融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门槛也很高。

第一财经:其实总结而言,这是一场颠覆者(the disruptor)和既存者(the established)的较量。最终谁会胜出?

埃里安:其实面对颠覆式创新,有三种应对模式:首先,把颠覆者带入公司内部,以更好地理解颠覆者的逻辑。例如在汽车业,如果优步不断发展,就会越来越少人买车,因此通用汽车向部分Lyft(美国第二大打车应用)注资并获得部分股权;第二种模式是,既存者自发研究颠覆式创新模式;第三,颠覆者开始颠覆既存者。双方究竟谁会笑到最后?没人知道。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银行业。例如摩根大通发动内部力量研发金融科技,而高盛则是买了很多科技公司。我认为既存者从两年前就开始觉醒,并意识到必须跟上颠覆式力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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