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问题与国家债务：特朗普觉得哪个重要

就在我们步入新年之际，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全球秩序的重新塑造。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就职典礼，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达沃斯发表演讲纵论全球化;玛丽娜·勒庞、基尔特·威尔德斯等右翼领导人则在德国科布伦茨举行了“另类欧洲首脑会议”。

特朗普与他的欧洲民粹主义盟友们纷纷谴责全球化，而习近平主席则强调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然而特朗普传递出来的信息尤为冲突：严格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或许需要减少国际合作，但若是要加强安全实则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特朗普就职演说中对民族主义的推动呼应了种族主义拥护者、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所拥护的孤立主义。查尔斯·林德伯格曾作为 “美国第一运动”发言人，极力反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指责美国前领导人使美国人民陷入经济困境的特朗普放弃了美国在创造、维持战后秩序等方面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对“全世界的美国”的反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从一个美国总统口中听到这些，却还是头一回。

特朗普的愿景是将债务政治作为中心。多年来涉足高杠杆的房地产业务，他的直觉告诉他，债务重新谈判可以为美国夺回“其他国家”拿走了的利益。他将焦点放在了中国、德国身上，因为一直以来这两个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2015年，两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达到3660亿美元及740亿美元。在就职前，他就表示他会对进口的德国汽车征收高昂关税，还特别点了宝马的名。

中、德两国累积起来的经常账户盈余分别投资于美国国债、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正在迅速下降，但德国的外储却在提升。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立即消除美国双边赤字只会让美国人变得更贫穷。其结果将无异于希腊突然取消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巨大赤字。

在过去，美国决策者总是试图让盈余国家通过预算赤字或是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就业，创造岗位，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然后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采用了这个策略，而奥巴马总统也在始于2009年的欧元危机的中期选择了该路径。

这是国际经济体系典型的调节模式，美国历届行政部门通过双边施压，通过与国际机构如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作一起推进，但这些谈判总是有相当不同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双方都不甚满意，这个方式被视为是有缺陷的。

特朗普认为这个模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盈余国家使诈。依照他的说法，中国在2015年前压低人民币汇率、补贴中国企业、限制外资所有权;德国同样也操纵了其货币，先是在1979年后欧洲汇率机制中，接着是1999年后在欧元区内。特朗普总结称欧盟、欧元区仅仅是保护德国利益、扩大德国实力的机制。

除了典型的调整方式，还有两个替代方案。第一个，貌似更可行的选择是达成双边协议。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例如日本曾在上世纪80年代，“心甘情愿”地答应限制销往美国的汽车数量。此后，日本停止销售廉价汽车，并迅速提升价值链。

然后还有一个更激进的选择。特朗普或许会寻求民族主义版本，通常是左派会提出的要求：债务赦免或债务核销。如此一来，根据他的战略推理，就需要中国提高自己内部本已高企的债务，并会引爆欧元区未解决的债务问题。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1月27日在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让许多人对基于“英美资本主义”的新安保安排感到兴奋不已。老牌英美资本主义建立在制造业上; 但新模式取决于债务(特别是房贷)来维持消费和高标准的生活。

特蕾莎·梅政府能够在当前国际重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她抛出英国准备“硬退欧”——完全脱离欧盟的表态后，她同样强调了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欧洲、对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性。

如果梅能够说服特朗普，让其意识到安全问题远比杠杆债务博弈重要，虽然会破坏特朗普国内战略的关键部分，但能挽回一些共同防御的旧精神。值得铭记的是，另一个提出“美国第一”的美国总统是伍德罗·威尔逊，他最终依旧是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共享安全和合作的精心构建的国际系统。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全球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朱映臻翻译。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