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摩擦点或新起点？

战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是其整个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式的全球经济体系。具体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总协定，即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行，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对全球性机构的兴趣也在下降，力推地区性合作。特朗普政策更是在最近把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即以取得短期实际利益为主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多边或全球性的协议和经济组织不感兴趣，甚至于抛弃，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或者不顾国际规则，强行推行损人不利己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之际，我着重讲一下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中美建交的根本动因

中美建交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而且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建交的原因主要是中美双方对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中、美、苏之间的关系都紧张，中美建交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对美方而言，建交使其在对苏关系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对中方而言，建交可以减缓当时来自北方的政治和军事的压力，改善周边环境。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为标志，中美建交后中国逐步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中。

可以这样说，中美建交在当时并没有经济上的考量，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其中中美经贸关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在当时乃至现在仍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增加了中国的就业，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商品进入包括美国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打开了大门，从而中国走上了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势头更是不可阻挡。

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风波，中美关系一度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随后由于中央的冷静应对，贯彻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中美关系得以稳定下来，双方经贸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两国贸易额为24.51亿美元，2016年中美贸易额为5196亿美元。这样的状态下，双方经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说中美经贸关系正在中美关系中恰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每当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发生摩擦时，经济上的交叉利益往往使双方冷静下来，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由于美国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东海、南海问题的出现与升级，使中美经贸关系所起到的“压舱石”作用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压舱石”到底能否压住政治外交的风波和动荡?

归纳一下，中美经贸关系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972年——1978年，空白

2. 1978年——1990年，起步

3. 1990年——2002年，发展

4. 2002年——2008年，推进器：加速

5. 2008年——现在，压舱石

6. 现在：摩擦点还是新起点？

会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摩擦点或新起点？

最近由于特朗普上台，他关于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无论是在竞选还是当选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以及从他挑选的内阁成员、其他高级官员的人选上都预示着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出现一个不确定的局面。在习主席与特朗普的电话交谈中，特朗普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更可能成为一个关注点。中美会不会爆发贸易战，中美经贸关系会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摩擦点或引爆点?对此，我认为要抛弃以往的思维定式，要抛弃一厢情愿的想法。当然，我们要化危为机，努力将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这是一个总的态度。具体的原则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广结良缘;以内促外，以外促内。现在中央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做法很正确，我们不随着特朗普团队个别人讲的个别话而动，在表达善意的同时看对方如何行动，见招拆招。

具体有几条做法：第一，针对汇率操纵国这一指摘，应该多与对方沟通，指出这一指摘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是违背常识的。现在人民银行采取的各种措施是避免人民币过快的贬值，而不是利用人民币贬值来取得商品的竞争优势。我们在汇率问题上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把汇率问题和贸易问题分开来，美国在TPP谈判时多次想把汇率问题拉进来，但是在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反对下没有得逞;坚持把双边谈判转化为多边协商，我们要联合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以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共同的意见，同时也可以顺势而为，要求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与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国家进行磋商，建立一个各方都认可的、有利于稳定全球唧哝市场的汇率协调机制。如果可以谈成最好，对各方以及全球经济都有好处，倘若谈不成，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同时可以给美方一个台阶下，让美方对选民有个交代;坚持在国内进行金融改革和汇率形式机制改革，努力为施行浮动汇率创造条件。例如，在必要时，我们干脆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作为反制手段。

第二，在贸易方面，要告诉美方，打贸易战只能带来两败俱伤的后果，会阻碍美国的就业，也无助于其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根据某项研究，虽然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约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50%，但如果按增加值计算，中国所占的份额只有16.4%，大部分增加值来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从事大量加工贸易，即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组装，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到最终市场。因此，把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是不合理的。同时，我们要准备好应对的手段。针对美国的高关税，中国可以向美国的敏感行业征收高关税，即那些对美国市场或部门有重大的影响，但对中国而言并非关键进口或中国相对容易找到替代品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飞机、种子和水果、纸浆、动物饲料、木制品、皮革、棉花等。同时，我们要加强与美国各个州的经贸关系，在气氛与时机合适的时候，也可以组织采购团赴美采购商品以减少我们对美国的顺差。对于美方正在酝酿的边境调节税，我们要加紧研究，可以联手欧盟等国向WTO投诉。

第三，投资方面，要抓住特朗普政府注重就业这样一个考虑，可以加大在美投资，特别是鼓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车这样一个模式是值得推广的，即是在政府合法得到地铁车厢的订单以后，在当地设立工厂，进行制造，以完成订单要求的交付任务。这一模式使双方都可得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要求美方安全审查要透明化、规范化，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四，以外促内，以内促外。在国内我们也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特别是在现金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方面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各方面的改革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推进，特别是当前要给予关注的是产权问题，要做到“两个坚持”：坚持发展公有经济，坚持发展非公有经济。任何过分的拔高公有经济重要性的言论和做法对发展国内经济都是不利的，同时对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也是不利的。

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对外承担的义务与国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我国一方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对外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就会损害国内的社会正义和公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是基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的WTO，布鲁金斯学会的贝德最近提出建议：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应该把自己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外界对中国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行不通的，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走中间道路。

《上海公报》的精神是包容、双赢，这也正是我们对外政策着重点，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还是有希望使中美经贸关系成为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的起点。

(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