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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这么干成功概率更高

第一财经 2017-03-26 21:45:00

作者:杨小刚    责编:任绍敏

走出去过程中,企业如何降低风险?汪大总认为,一是要专注和专业,二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中国6000万海外华人的资源,这是中国特有的资源优势。

企业“走出去”这个话题,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依然很火爆,不仅有几场分论坛跟此密切相关,而且一些企业家私下讨论也很热烈,并充满信心。

在《民营企业圆桌: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论坛上,商务部前副部长廖晓淇就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意向非常强烈,不管是否已经走出去,都有强烈意向。以前是国企演主角,现在是民企占了绝大多数。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强烈意向,跟相关数据也密切吻合,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14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规模,高于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破千亿美元大关,达1028.9亿美元。

2016年,中国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01.1亿美元。

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春晖投资”)董事长汪大总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这条路,即使再难也要走下去。发达国家的强大经济,跟它们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密切相关。中国像华为这样的跨国公司还太少,至少要有100家以上。

“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如何降低风险则需要经验的积累。对于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当地文化法律的异同,此前关注者颇多,但具体操作层面的案例,却需要更多的实战经验。

利用好6000万海外华人

汪大总是汽车行业的“老司机”,从事汽车行业近30年,曾担任过上海汽车股份公司副总裁、北京汽车集团总经理,现在则专注于汽车零部件及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并购及相关咨询服务。

2011年,汪大总创建春晖投资,致力于帮助中国汽车行业“走出去”,过去几年,至少有10多起海外并购经验。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汽车行业是规模经济,必须要“走出去”,而且中国汽车零部件跟欧美等国家相比,技术差距还很大,通过海外并购,是强大自身比较好的途径。

“走出去”过程中,企业如何降低风险?汪大总认为,一是要专注和专业,二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中国6000万海外华人的资源,这是中国特有的资源优势。

在并购过程中,汪大总说,他们利用了很多海外华人专家。最近几十年出去的华人中,很多人才四五十岁,不仅素质高,还有很高的专业涵养。比如在美国底特律,有2万多华人从事汽车行业工作,大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在很多公司也是专家。并购中,利用他们来做尽职调查,并进行风险评估,效果不错。并购完后,还可以邀请他们参加管理团队,也为这些人的职业发展提供不错的平台。

除此之外,挑选好的并购对象,尊重对方的管理团队也很重要。立足共赢和做加法,并有互补性,是汪大总并购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好的技术、好的产品、成熟的客户渠道、好的人才队伍,这四条是重点考察项目。

并购完后,如何对待原有团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技术活。有些企业因为处理不好新公司跟原公司团队的关系,最终功亏一篑。汪大总借鉴邓小平智慧,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比如在东北工业集团收购欧洲德尔福机电一体化项目中,汪大总是参与者之一。并购过程中,以前的员工和团队基本保留,管理和流程也保留,虽然会派一些管理人员过去,会提出一些明确的管理和经营目标,只要完成目标,员工去留就完全尊重个人意愿。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企业“走出去”的一些基本原则说起来简单,但具体到个案,考量的因素和细节就更多了。

晶科能源是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太阳能光伏企业,虽然成立时间不过10年左右,但国际化之路却走得很坚决。目前海外业务已经占60%~70%,并有15个海外分公司。

最近两三年,晶科的主要海外项目包括中标墨西哥188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中标阿布扎比1200兆瓦的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项目,投资1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槟城建光伏电池和组件制造厂。

在博鳌论坛上,第一财经记者问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女士,当初为何会选中马来西亚,她回答说,这当然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考察了全球很多地方之后公司做出的慎重决策。

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泰国、印度、印尼等,原因包括:一是地理位置适中,可以辐射到东南亚地区,也可以辐射到美国和欧洲;二是槟城被称为亚洲的硅谷,它原来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发达,工业和供应链基础比较好;三是电力保障基础不错,对于电池制造行业来说,电力供应稳定性很重要。

人员素质也是重要考量因素,马来西亚一部分是华人,方便沟通,还有一部分说英文,也是可以沟通的。槟城的员工素质也很高,这里原来就是半导体产业基地,员工在技能上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技能很高,勤劳程度也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好一点。

钱晶还向记者透露,槟城政府的办事效率高,招商力度很大,投资环境友善,当地中国的大使馆和商务部也给予了很大程度帮助。

如今,马来西亚这个工厂的产值,占晶科公司约15%,而且利润率也不错,达到公司当初设立的盈利水平。2016年公司整体的毛利率超过18%,持续几年都维持毛利率行业第一。考虑到国外设厂的风险和管理成本,要保持跟国内接近的盈利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寻找“组织”

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很多企业都强调抱团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抱团,不仅包括国内企业的协同和相互照顾,也包括利用海外很多华人组织、商会,以及政府部门在海外设立的各种办事机构。

民企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责任明确,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转头,但劣势是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全面。廖晓淇认为,民企与政府应共同努力防范地缘政治风险,政府可以多提供所在国国情信息,做好投资引导工作,投资的风险和责任则需要企业自身承担。

李学海是威特国际董事长兼CEO,同时也是美国百人会理事和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利用好这些华人民间组织的丰富资源。

百人会是由贝聿铭等华人精英创立,由商业、科技、公共服务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在促进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交流起到特殊的促进作用。李学海称,百人会经常会举办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义务为年轻领导者提供辅导。而像美国中国总商会这样的组织,也聚集了各种法律、会计、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可以提供服务和咨询,有些甚至是免费的。目前有1800多家中资企业是其会员单位。

并购升级换代,服务如何跟上

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业就包括家电企业,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演变,TCL集团总裁薄连明有很深的感受,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走出去”目的跟过去不一样,已经从产品输出的1.0时代,进入到品牌输出的2.0阶段。而且投资热点和方向也不一样,过去是为了一个赚钱机会,或一个销售渠道而去国外投资,现在大部分对外投资,是瞄准国外的科技和管理。

薄连明还认为,家电企业的国际化现在到了一个收获期和加速期,TCL的营收已经超过50%来自海外,更多的海外并购还在进行。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民企来说是很大机会。

汪大总也认为,现在并购环境比过去大大改善了。以前很多国家因为不了解中国,存在偏见,同样的价格,人家不愿意卖给中国。这几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政府也减少了很多审批,简化了流程,环境大大改善了,愿意跟中国做生意的越来越多了。

最近因为有些政策的调整,不确定性因素又在增加,国际上非常关注,担心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这个担心,也是博鳌论坛上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忧虑。有企业家表示,尽管中国一再强调,正常的海外并购不存在结售汇困难,但对外方来说,影响还是很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会批,哪个不会批,政策的不连贯容易导致不确定性,所以又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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