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高收入国家 中国需克服两大瓶颈

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比较发达，基本上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完成了非常标准的工业化动作，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高度类似，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完全不同。中国经济有望在202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

收入提高改变了需求结构，对医疗、教育、环境、出行、文娱等服务类需求的增长快于收入增长。但政府很难像企业那样跟着需求的指挥棒进行快速调整，公共服务难改善、过度管制难纠正，收入提高在刚性供给面前碰壁。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慢于进一步改善生活福利的服务类价格增速，焦虑不请自来。

改善服务类供给，关键是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的问责机制好比市场的价格机制，同时解决了改善服务的激励机制难题和信息不对称难题。建立有效问责机制，对民众和政府都是大挑战。

中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有哪些特征呢?

1.是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是前苏联模式那样的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2.按部就班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3.当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0%左右，人均GDP达到8000~10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时候，工业化度过高峰期，工业部门增速低于GDP增速，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高于GDP增速，有学者称之为去工业化进程。

凡是符合以上三个工业化进程标准动作的经济体，几乎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个别不符合这些特征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有，比如中国澳门，还有一些产油国家，是特例。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与此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是过早地去工业化，当人均GDP还在4000~5000国际元、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还很低时，工业化就停滞不前了。丧失了工业化对提高生产率的支撑，经济增速也随之陷入停滞。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或者说80年代以后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企业发展很成功;非市场化的工业企业多数都被淘汰，至少在工业领域内非市场化的份额越来越小。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化最开始也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低端的纺织、小商品等;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是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的三到五年后，开始出现钢铁、机械设备制造的快速扩张。

2008~2010年左右开始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是非常标准的动作。

200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达到了工业化高峰期，接下来的几年从人均收入水平、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份额以及消费支出份额几个维度看，中国经济已进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

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与发达国家经验高度类似。从两个关键指标可以看出：一是工业部门增加值超过40%，二是人均收入超过了8000国际元以后才开始转型。去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不再重要。过去几年，中国在工业产业升级方面做得不错，有以下几方面证据：

一是研发、专利保持快速增长。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等最近有一篇文章梳理了中国的研发和专利情况，文章内容很丰富，这里只提两点：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快速上升，2010年达到经合组织国家均值1.88%，2014年达到2.05%;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美国申请和通过的专利数量和质量，都保持高速增长。1995~2014年，被发达国家授予专利的增速年均为28%，比国内通过的专利增速还高。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被认为最为技术密集，中国专利中发明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8%。

二是出口单位附加值快速增长。这是反映制造业进口替代能力提高的侧面证据，越来越多以前中国没有能力生产的、技术相对密集的进口中间品被国内产品替代。张斌、王雅琪、邹静娴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工作论文中计算了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出口附加值率变化，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率的增速高于危机前，且出口产品附加值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企业在技术相对密集的中间品生产方面的快速进步。

三是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这是资本市场研究员最近很关心的一个现象。程定华博士基于大量调研和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指出：“在2010~2016然年间，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出现行业集中度的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的速度极快。在很多产业里面，实际有效的产能也就只有排在前10名的公司了，排在前10名以后的公司虽然还有产能，但已经不怎么生产了。”这是很残酷的优胜劣汰过程，但带来了效率提高。

四是国产品牌崛起。以国产品牌手机、汽车为代表的大类制造业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攀升。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国产汽车品牌的快速崛起。乘用车市场当中，上升最快的是SUV汽车，2016年国产品牌在SUV销量前十名的排行榜当中占据半壁江山，2017年前两个月国产品牌在SUV销量前十名中占了八名。之所以强调汽车，一方面是因为一部汽车需要大概1万个零部件，是工业化能力的综合体现;另一方面是因为10万元以内的中低端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中国能够在高度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生产出有世界竞争力的家用电器、手机、汽车、机械设备以及其他众多中间投入品。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不是中等发达程度的工业化国家，不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即以前所称的GNP)达到14450美元，Lavopa和Szirmai两位教授给出的高收入门槛是15000美元，中国已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经Atlas方法调整的市场汇率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GNI为8450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476美元。假设高收入门槛每年增长1.9%，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6.3%，那么可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门槛。如果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则可能更早几年达到高收入门槛。

走向高收入的焦虑

工业化带来了收入提高，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改善。随着收入提高突破8000~10000国际元的门槛值，对家用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长逐步放慢。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依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的前十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降。截至目前，除了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还大于1，其他产品都在0.2~0.5间，即便是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在下降通道当中。

更高收入水平上，需求开始转向人力资本密集服务业。从国际经验来看，收入水平提高并达到8000~10000国际元以后，不仅对工业品的需求增长放缓，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也在放缓，而对富含更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需求出现更快增长。对这些服务的消费，成为福利改善的更主要来源。衡量更高技术含量服务业的关键标准，是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这些服务业也被称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大量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广泛分布于卫生、医疗、教育、科研、通讯、金融、交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服务业部门。

近年来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住房难”和“住房贵”背后的问题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带的交通和公共服务质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的缺陷。集中凸现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有两个瓶颈，这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福利进一步改善的瓶颈。

第一是管制政策扭曲。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能由市场主导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范围很宽，远超出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涉及的服务业范围。当前中国私人部门面临着市场准入的限制，与此同时还面临政府对非市场化参与者(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信贷、财政拨款、养老和医疗保障等)，以及上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非市场化部门更有利的竞争政策环境等。非市场部门缺少市场化激励机制提升服务数量和改善服务质量，而私人部门面临巨大的需求潜力却被管制政策扭曲拒之门外。

第二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更看重的是当地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官员集团福利和地方官员升迁。提供公共服务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如何把公共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而不是仅凭长官意志决定。

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但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决策部门。

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的诉求于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近年来要求放宽服务业的过度管制、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呼声很高，政府颁布的文件中也显示了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的改革意愿，但在具体实施层面进展缓慢。问题出在没有抓住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要建立更为有效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可以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解决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同时也给各方面的决策者和专家提供了信息，能部分克服公共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责机制给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制衡力量，让利益分配更加平衡;问责过程也是更多人关心和学习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学习可以保持客观、理性的观念。

建立问责机制需要一系列条件支持，职责不清难问责，决策不公开透明难问责，缺少普通民众和媒体问责权利的法律保护难问责，相关部门对于问责不闻不问更是让问责形同虚设。

高质量的问责和供给改良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问责是暴露问题、揭示矛盾的过程，这对政府和民众都是很大的挑战。为了避免短期内矛盾集中爆发，切忌好大喜功。从历史和国际经验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一届政府在1~2个重点服务业领域取得成功的改革，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