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彩色胶卷，拍下文革期间的魔幻中国

北大荒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系列之一（本文图片提供：中信出版社）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局部）

1968年，一批知青从黑龙江大兴岛乘船来到北大荒新建的知青点。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已有四年，他也背着相机，出现在这批拖船上。

狭窄的船上挤满了人。大家穿着相似的蓝棉布上衣、斜跨军绿色布包，与背景同样色调的水草、天空相融。拥挤在一起的年轻人们，相互沉默不语，脸上似乎透出疲倦。船中间有一位侧身站立的女孩，一缕刘海从帽檐处露出来，闭着眼，微微皱眉，内心似有波动。翁乃强觉得这个安静的场景有种动人的力量，于是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了下来。

2011年，在北京做律师的陈秀改在这张照片里认出了自己。她特地找到翁乃强当面致谢，还拉他去参加“荒友”聚会。那张照片中18岁的她，如今已67岁。

“历史照片很有意思，记录的是平凡人的生活。我很喜欢纪实摄影，从里面看到环境变了、人变了，也看到社会的发展。”80岁的翁乃强刚从海南过冬回到北京，在望京工作室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他在两只老派的白瓷杯里冲泡了速溶咖啡，端出来请记者喝。茶几上放着两盒招待客人的点心。在这个两室一厅的公寓套间里，存放着数不胜数的照片、底片、画册，是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留下的宝藏。

2006年北京华辰秋拍，翁乃强的《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被拍出22万元的价格。随后，有更多他拍摄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发表，并广为传播。

文革题材的摄影作品并不少见，人们之所以被翁乃强的作品吸引，主要是因为很少见到这一时期的彩色照片。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向底下欢呼的红卫兵脱帽致意，墙面略带斑驳的砖红色、蓝色天空中飘起旗帜的鲜红色、还有角落一丛树木的葱绿色，都给人以魔幻又现实的深刻印象。

“当时周总理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外面根本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所以在进口胶卷的同时，也要买好配套药水，回来自己手工冲洗照片。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他回忆，当时一个反转片的价格，能买三至五个彩色胶卷，或是二、三十个黑白胶卷。

在里屋的写字台上，他用原本装巧克力的塑料盒保存着许多当时冲洗出来的底片正片。大部分都没来得及发表，就成了如今珍贵的历史资料。退休后，他开始慢慢地整理以前的照片，其中很多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民间私人藏家收藏。

除了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还有知青开发北大荒，翁乃强以记者身份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比如1966年大串联，1977年恢复高考，1971年“乒乓外交”，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那时他的家就在王府井的校尉胡同，往往一有什么大新闻，他就背上相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一蹲就是一天。

20世纪80年代初，在天安门广场上游玩的父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6年“四人帮”倒台、1985年中国女排战胜古巴队实现“四连冠”，每逢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人们蜂拥到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时，他总在游行队伍中，拍兴奋的面庞，也拍人群散去后广场上清冷的一刻。

这个习惯，甚至在搬家之后还没有改。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一出，职业敏感就把他带去了天安门广场，有位路人请他帮忙拍下自己与当天头条公布这个消息的《人民日报》合影以作留念。

“天安门广场在建国初期那几年很窄小，种了很多树、草地，还有几道墙、几道门，还有小摊小贩，蹩脚的电车从那边经过，看着像是要散架一样。后来这些都拆掉了、垃圾也被清理。现在多漂亮。”翁乃强亲眼看着城市的巨大变化。

上世纪70年代，王府井大街进行改造时，他自己跑去王府井大街北边的金鱼胡同拍了一组反映历史变迁的照片。后来他找到一张相同角度的历史照片，打印出来夹在册子里，展示给记者看。同样的胡同口，曾经是留着长辫子的路人、两排黄包车，后来变成了小汽车，后面的两层小楼里曾经有赫赫有名的“满汉全席”、“台湾饭店”，现在也成了高级百货商场。

70年代，北京街头卖蝈蝈的小贩

归国

1936年，翁乃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父亲开照相馆和广告公司，与文艺界人士常来常往，给年幼的儿子营造出优良的美育环境。

“大人给顾客拍照，我在边上看怎么拍，怎么跟对象聊天让他情绪变好、怎么去抓拍某个最好的瞬间。”他说。画家李曼峰是他的义父，华侨进步报刊《生活报》摄影记者周昌平曾经在他家躲风头。1942年日军侵占印尼，父亲和义父因为曾经为中国捐款而遭逮捕，直到日本战败才从集中营逃生。

入狱前，父亲好像有所预感，特地给七个子女拍下一张合影。背景是家里的小汽车，车头上赫然横着一张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这张照片对翁乃强的影响很大，在数次采访中都提及此事，从那时起他渐渐明白了摄影的更深层意义。

1951年，14岁的翁家老三告别父母，追随两个哥哥的步伐前往中国。在印尼移民局办公室里，他被告知“如果去了中国就再也回不来了”，还是毅然用十个手指头按下了手印。

说到这一段，翁乃强从书橱抽出两本大开本画册，里面是伦勃朗、拉斐尔的速写和油画，外面包装的牛皮纸已经破损不堪，书页泛黄。这是刚回国那几年，爸爸妈妈从南洋邮寄给他的。扉页有题字：“强儿存阅，为人民服务”。

1958年，翁乃强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吴作人工作室学习，师承艾中信、韦启美。1964年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做了美术编辑，然后在组长黄祥坤的指导下正式成为一名摄影记者。1990年他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

在25年的专业报道经历里，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官方的立场、出于宣传目的而拍摄。可是正如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主编冯克力曾评论的那样，“本质上属于宣传照片，但相比同时期搞摄影的人来讲，抓拍的内容相对多一些。”

摄影评论家那日松在中信出版社《彩色的中国》一书序言中把这种“抓拍”称为“真诚的摆拍”，“因为他的拍摄对象都已经自觉地变成了荒诞时代的无法啊主宰自己命运的演员，而翁老则真诚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荒诞与现实。”“那些带有强烈政治符号的彩色照片，在尘封了多年之后，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影像’具有特殊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有点荒诞，但又非常现实。这是一个时代政治美学的延伸。”

生活

退休之后，翁乃强仍然喜欢随身带着一台单头索尼数码相机到处跑。参加美院师友同学的展览开幕活动，去外地旅行游玩，出门散步赏花，都会时不时拍上几张。不再需要搬着沉重的大相机，也不需要换胶卷，可以一直拍，然后从中选取最满意的，甚至还能通过WiFi实时传送发布，他认为这一切对于新闻纪录来说都是巨大的进步。

翁乃强退休后仍然带着一台相机到处跑

“甚至连手机都可以拍!但是这样反而专业门槛更高，要做出专业照片反而更不容易。”他对记者赞叹起最近在央视播出“航拍中国”纪录片，利用无人机以鸟瞰视角拍摄，“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让大家看见了。”

他平时常常坐在电脑前整理照片，跟现在常见的超大尺寸专业显示屏相比，他的这个大概只比iPad大不了多少。主机旁边是一台小小的扫描仪，还有成堆的光盘、好几个移动硬盘，里面全都是经过数字化的老照片。“我这个人没什么逻辑思想，看着什么好就扫描出来。结果现在都不成体系，还有好多都没有弄完。”他不好意思地说。

在翁乃强的摄影作品里，有大量反映百姓生活的场景，现在看来似乎要比常见的官方宣传照片生动有趣得多。比如“冬储大白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地区特有的景象。大白菜易于储存，成为人们过冬的重要菜品，而由于需求量极大，白菜由公社、大队、街道统一安排购销，一到时间家家户户齐齐出动。照片里看到“样板台”上放着三种等级的白菜，每家按照人头统一按比例分配，好菜、坏菜都会有。人们用三轮车把白菜拖回家，整齐地码放在墙根、阳台角落、室外窗台上。

还有80年代初北京的“换房会”，所有职工都是单位统一分配住房，市民为了解决夫妻分居、孩子上学等问题，在民间展开“换房”活动。露天公园里，大家把自家房屋的基本情况写在纸板上，蹲站成排，方便来换房的人了解——这场面与近些年的招聘市场、相亲角无不类似。

而在他拍下的照片里，我们看到雪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早市买青菜的人，坐在爸爸自行车前座皱着眉头的人，好像是无数个自己。“彩色照片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梦幻的现实感，而黑白照片则让我们仿佛看到某种历史的真实。”那日松这样写道。

70年代末期，上班时间，广州海珠桥上的车流

70年代末期，河沿边的早市，各种新鲜蔬菜供人们挑选

70年代，北京街头卖蝈蝈的小贩

70年代，北京丰台，冬季清晨的蔬菜集散地

70年代，北京故宫城墙下的剃头师傅和他的老主顾

《彩色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