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构筑“一带一路”内陆支点｜西进论 一带一路系列评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经历了西部争相寻求国家定位、三部委联合发布顶层设计、各部门各地区着手各自建设等不同阶段，随着推进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逐渐清晰，布局战略支点体系，成为展开“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方案;而率先破题“自主转型升级”，更是陕西这类西部内陆支点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

内陆支点的意义

从现实需要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如果遍地开花将耗资巨大，从经济上看压力太大;而沿线很多地区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在短期来看见效慢，广泛投资更不能给当地尽快带去收益，反而将消耗当地的合作热情，增加拓展难度;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区域有独特的宗教文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甚至局部冲突和战争，需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准备。由此，通过支点辐射区域，能集中力量、定点突破、规避风险、形成影响，符合“一带一路”推进初期的现实需求，从整体上看，表现为战略支点体系的协同共建。

然而，基于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等不同因素限制，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多在市场机制下易于被边缘化，如何摆脱外围走向中心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难题。历史并未提供太多经验，在外国探索难度远高于国内的形势下，西部率先创新发展思路、破题“自主转型升级”，成为内陆支点的核心建构意义。

上世纪末期以来，在新兴科技和全球化导致竞争越趋激烈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面对需求多样化及快速变化、订单响应要求提高、成本压力增大等严峻形势，开始集中于核心业务，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以往通过时间串联的生产流程被转换成所有供应链成员在空间上并存、同步化运作及相互串接，以提高市场响应能力与水平。

这种各司生产流程不同环节的企业，因共同完成生产而相互联结的组织形式，称为网络企业;通过模块分解和相互联结形成网络企业的过程即为模块网络化。从生产流程的模块分解，到模块部门产生，继而模块企业独立化，以及因共同生产同一件产品各模块企业相互不可分离形成网络组织，模块化的出现使生产流程内部的分工不断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分工一旦深化到生产流程内部，各模块企业不断转向专业化发展，并通过网络组织的合作来应对异质产品市场的快速变化。

模块不等同于零件，它本身是可进一步分解的生产系统，由此，当模块分解使各模块企业产生出更异质化、更敏捷化的要素需求时，模块网络化成为能够促进分工深化的循环累积强化机制。

可见，模块网络化的独特属性使其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也为通过分工深化开辟转型升级的道路提供可能。在市场基础设施或条件残缺的西部内陆地区，有必要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协同，来驱动新型发展机制以建构自主转型升级系统。

陕西建构战略支点的创新实践

产业链条展开模块分解继而分工深化的前提是产品销售规模的扩大，以及所需高质量要素的供给，创造条件驱动内生的模块网络化机制成为建构自主转型升级系统的必要路径。作为西北首要经济中心，陕西深处内陆，具有一定工业发展基础，外向化程度低，其建构战略支点的创新实践就在于：

第一，确立攻坚性主导产业，为生产性服务业、流通性服务业、公共服务等先进服务业繁衍开辟道路。促使新兴产业先行孕育，绝不等于其可以孤立发展;没有实体产业的应用，先进服务仍然难以可持续发展下去。因此，选择若干实体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攻坚性地寻求突破，对于陕西来讲甚为关键，既可以为先进产业衍生提供母体与根基，又可以累积产业转型升级经验，为后续产业的培植奠定基础。根据陕西资源特点和发展基础，机械制造、能源产业和现代农业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

第二，构建开放型经济平台与体制，为在国内外大市场中集聚产业创造条件，使各项建设重点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反过来通过转型升级推动各领域工作。包括培育和发展开放型市场主体;构建新型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强跨区域口岸协作，探索构建口岸大通关协作新机制，提髙口岸通行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便利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国内外流动;建设高水平、宽领域、多层次开放合作平台等。

第三，将内外国际化协同起来，助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内外双向国际化的目标并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需要根据本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为之服务为宗旨，探索适合自身基础的内外向特色国际化模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引入高科技外资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企业，引入产业体系，有利于陕西先进制造业及其人力资源培育，助推陕西内向国际化发展;同时建设一批科技创新示范园、高新技术试验园、科技成果转化园等，支撑西安城市创新能力发展;另一方面，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引导陕西本地企业“走出去”，建设海外产业园区平台，目标是培育境外资产管理等高端生产性服务在本地衍生，助推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发展中心、国际物流服务中心、综合商务配套区、人力资源培育与支持平台、欧亚经济论坛、领事馆区、丝绸之路城市联盟、西洽会暨丝博会等软硬件综合配套支撑体系，推进陕西特色国际化发展。

第四，构建“多轨制”弹性开放模式。“一带一路”以中心城市差异化产业聚集为引领力量，强化自主独立发展，发挥中心城市间分工协同的经济社会效应，夯实合作基础，实现共同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对外开放模式创新层面来看，陕西应构建“国际协调组织+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自由贸易园区+特色功能核心区”的“多轨制”弹性化开放模式。

具体而言，一是构建诸如欧亚经济论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论坛等国际协调机制，深化与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经贸、基础设施、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二是建立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间政策沟通共享模式，构筑知识、信息、文化合作载体，探索与西南、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经贸协作模式创新，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等的贸易合作。三是依托自由贸易区提升软硬件通达性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助推开放产业集群、公共治理等不同层面模式创新。四是依托陕西周边分工体系的支撑，引导装备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产业、能源加工储运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向具有不同特色功能的核心区有序转移与集聚，通过与外部地区建立起紧密联结关系，提升陕西对外开放水平。

第五，打造社会与环境发展平台，以产业发展平台所需培育人力资源池。将潜在人力资源引导至服务于产业转型，这是陕西着重需要突破的领域。首先，推动教育培训体系的变革，使其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接，定制教育培训。其次，发展医疗、住房等满足家庭生活品质提升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样运用模块分解、网络联结的方式，提高其供给效率。最后，优化产业、居住所需空间和环境布局，探索弹性空间建设模式，使其适应产业转型带来的空间变迁，减少大拆大建，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