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丹阳从容转身：从商务部发言人到新型智库创办者 | 人物

跨过“知天命”门槛后的几年里，沈丹阳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召唤。

“我们这样的国家干部，首先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个人可以做的选择很少。”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从商务部研究院调往商务部机关工作8年多之后，沈丹阳获批准调离商务部政研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的岗位，转向学术圈，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创建新型智库。

对于很多同龄官员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沈丹阳在商务部其办公室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称，这其实是一个回归初心、自然而然的过程，自己多年从事研究，一直认为从事研究特别是智库工作更能发挥所学所长，或许也更能有所贡献，且现在正当其时。

三年前，当他第一次向时任部长请求调往高校工作时，部长虽然表示理解，但最终还是说服他服从组织需要，转任商务部政研室主任并继续担任新闻发言人。

7月3日，他最后一次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的身份，参加国务院关于“推进构建开放型新体制试点试验”的座谈会。会后，当他向主持会议的汪洋副总理当面报告即将调离商务部到高校筹建新型智库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时，汪副总理很支持地说“很好啊，可以好好发挥作用”。

初心何在

这样的选择从何而来?

在位于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大楼的办公室里，除去一般陈设，沈丹阳的办公室右侧书柜旁，一直悬挂着祖父赠与的国画《春早》，画的是寒鸦与水仙，寓意充满信心且乐观向上。左侧，则是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出身于教师世家的沈丹阳，祖父是抗战时期就已名闻东南的书画艺术家和教育家沈锡纯，父母一辈也都从教。从小，沈丹阳便在家中长辈们鼓励下，以专家学者、教授、科学家作为报效国家与个人奋斗的目标。

自2008年到商务部办公厅任职开始，他除了休息日，工作作息十分规律，所谓的“朝七晚九”：早上7点左右到达办公室，至晚上9点左右才离开。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的时候，他一边在一张与办公桌平行拼接的长桌旁坐下，一边像过去7年每一次担任发言人那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摞相关文件和回答要点。过去几年，就在这张桌前，他也常常与政研室的同事们召开简易“圆桌会议”。

一路走来的众多职位中，沈丹阳自认最喜欢的还是与“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

1985年7月，从厦门大学对外贸易系毕业本想留校从教的沈丹阳，经由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资深教授邓子基推荐，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从事对外经贸政务与政策工作。之后的32年里，他在经贸政务与研究工作间多次轮转。

为弥补基层工作经验不足的短板，1996年后他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历任厦门市贸易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厦门分会会长、厦门市政府会展办公室主任。

大约在2000年底到2001年初，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看中这位曾在国办负责联系外经贸工作10多年，又已在基层经贸部门历练四五年的外贸“科班”，想把沈丹阳调到部里工作。但此时的厦门正值查处“远华走私案”后期，在全市干部人事“冻结”一年多，经受住“考验”之后，沈丹阳被列为拟在本市首批提拔使用的人选，必须再次听从组织召唤，继续留在厦门工作。

直到2003年3月，沈丹阳才调回北京。此时的外经贸部已变成了新组建的商务部，沈丹阳出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当时有多个岗位可选，比如看起来与我在厦门从事多年的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性质更接近、收入也更高更洋气的贸发局或其他司局，但我想我还是更喜欢也更适合搞研究，就去研究院担任了副院长。”他回忆道，在研究院期间，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曾作为经济社会学界9位专家之一，应邀参加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专家座谈会。回忆过往，他每每觉得那是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时候常常熬夜，因为要做课题、赶文稿，但过得很充实，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偶尔也会到北大、清华等高校讲讲课。研究的成果、发表的文章如果内容足够好，总理、副总理也能看到。”

仍然是因为组织上的需要，2008年底，他被调往商务部机关工作。先后出任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秘书局局长、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最近六年则一直兼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我这些身份特点决定我少不了与热点、焦点、难点政策问题打交道，当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部里或是中央安排下来的规定动作。”他描述道。

这些年，他有时感觉自己好像是这个部委大院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常常不自觉地从更宏观或更接地气的视角，用学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工作。

在商务部工作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新闻发言人工作量开始加倍：每个月一次的例行发布会，改成了每两周一次、每周一次。

让很多跑口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沈丹阳依然选择按照最笨的办法，与跑口记者定期沟通，提前与各个司局联络员开会碰情况，准备新闻发布材料和口径，结合临场的提问，组织回答。

选择智库之路

在担任政研室主任期间，沈丹阳发现，中央对于智库的需求开始逐步升温。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他注意到，《意见》在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中，包含“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感觉或许自己期待的机遇来了。

做政策研究多年，沈丹阳感触颇深，虽然现在全国各类研究机构成果很多，但是在政策研究层面，包括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措施上，普遍与政府部门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他对第一财经记者举例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写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一句话，到底什么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构建?就需要深入研究，但学界这方面的可用成果非常有限。许多研究成果包括“现状情况”、“背后原因”，以及“对策建议”都有差距，差距最大的还是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

他认为，这个现状不能仅仅归咎于研究机构。一个原因是，政府许多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程度是不够的，一些研究数据，普通研究人员拿不到，对决策初衷、基本考虑、背后的状况等背景更没有掌握，因此得出的结论要么过于原则化，要么不太对路子。另一个原因是，这么多年以来，高校普遍对教研人员的考核导向偏于纯学术，并不重视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

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他认为包括“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全球价值链”和“服务业发展”等领域，有大量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十三五’后三年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加强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强研究。这些领域如果有一些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参与，整合高校、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资源，做更深入务实的研究，或许会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沈丹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7月3日，他已履新担任厦门大学与中科院大学共建的“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及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全球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筹备负责人。同时受聘为厦门大学、中科院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而他的愿望，是要通过搭建新的高校研究平台，网罗尽可能多的相关领域课题的体制内外优秀研究人员，一起做“聚成式研究”，推进新型智库发展。

虽然当下“反全球化”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沈丹阳仍觉得开放对中国是大势所趋，也是其创建新型智库的主要研究方向：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扩大服务业国际合作。

他的选择让很多人意外而又并不意外。

沈丹阳某位多年的属下就非常意外于他的离开，“他工作能力强，有思路、有政绩、有人脉，也还年轻。”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在沈丹阳之前半年刚刚离职的一位商务部干部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己离职，主要是为了提高收入，出于家庭生活成本负担的考虑，也是为了追求人生体验和经历的丰富。他听闻沈丹阳的选择，却并不意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回归学界，按照自己的专长，做一些自己有兴趣、有意义的研究，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人生是个长跑

官员的工作繁琐而忙碌，但学者之路，却是在把人往另一个生活方式牵引。有趣的是，沈丹阳在过去的30年达到了某种平衡。

让同事们惊讶的是，在职业生涯的各个时期，他都能见缝插针地开展经济研究、编著专业书籍。告别在国家部委的工作时，他已出版11部专著、编著，发表上百篇论文、研究报告，主持大量省部级以上课题。

“1987年，我参与了平生第一个研究课题组，研究‘紧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课题组长是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体改委主任陈元、北京市物价局局长马凯，成员里有很多目前在经济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专家。”沈丹阳说起自己30年前第一次参加课题研究在北京怀柔开会的情景，一切还历历在目。

沈丹阳又回忆起自己最初在国办的日子：那时年轻、单身，刚刚工作，对研究充满热情。“吃住都在单位，还得值班。”1994年5月，针对外汇管理和进口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协调4个部委5位处长共同组成小分队到广东福建调研，第一时间执笔急就了一个报告，时任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不仅做了大段批示，而且亲自开会研究。在国办，虽然参与了多个重大课题研究，但他更多的是进行实地热点调研。

前述多年下属兼球友表示，沈丹阳之所以能同时做多件事情，除了勤奋，还因为他具有比较强的科学思维，善于运筹协调，也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沈丹阳都尝试找到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在商务部，他找到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坚持了十多年。

沈丹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因为母亲多年患有抑郁症，需要自己陪伴。这个陪伴经历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给自己期望值过高，如果感觉到压力过大，那就把时间拉长。

“这么多年，我坚持写书、编书，有时候工作忙了，就放一放，最长的一本，曾花了我十年的时间。”他说，“以后做智库，也不想设立太高的目标，要一步一步地做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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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沈丹阳：中国依然需要“开放”

记者 郭丽琴 发自北京

第一财经：你回到高校主要是个人选择还是组织安排?建智库主要方式是什么?有何具体目标?

沈丹阳：这件事酝酿了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个人意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而成的，厦门大学和商务部都支持，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是经组织批准正式调动的，并非“辞职”。

我负责筹建的两个“中心”，都是新型高校智库，今后可能更多的是做资源整合式的研究，会尽量吸纳本学校以外“官、产、学、研”的各类优秀人才参加。这类研究人员，并不把关系转入“中心”，而是以短期兼职参与由“中心”牵头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为主，需要吸纳很多社会力量参与。我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很高的研究目标，还是一步步来。目前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各级政府决策部门的认可，真正为国家发挥作用，不能只是把目标定在学术期刊上发发论文或出几本书。

第一财经：经过这些年在中央和地方从事与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你认为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沈丹阳：做政策研究有点像当医生，需要发现病症——判断头疼脑热是否感冒发烧;需要分析背后原因——是吹风着凉还是感染了病毒;之后就得开药。如何开出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药方，就是最难的。

具体来说，现在最难或者说最不容易研究透的问题，基本都是体制性问题。既要改革，又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东西，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就很不容易。

如何提出精准可操作的政策对策，也是难点。举一个例子，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外贸高速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近十年来外贸政策有不少调整，包括限制性的和鼓励性的政策，出台过程中争议其实都是不小的，如何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精确调整政策，化解“两难”，很需要智库的智慧，但实际上这方面来自各类研究机构有新意并且能管用的成果非常有限。

第一财经：为何考虑离开商务部，离开之后干什么?

沈丹阳：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从学者视角审视经济工作。在职业的每个阶段，都曾考虑过做学者的可能性。终于做出选择，返回母校厦门大学教学并筹建新型高校智库，一是国家需要，二是个人情怀，三是学校欢迎。

去年以来中央和中宣部、教育部陆续下发文件，号召建设新型智库。为何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因为国家很需要。这一点我有比较深的体会。虽然现在全国各类研究机构成果很多，但是在政策研究层面，包括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措施上，普遍与政府部门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本人对从事经济研究一直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在商务部机关工作之前，已经从事多年的研究工作。除了担任近6年的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我在国办和地方工作时也做过大量政策方面的研究，承担过很多政策研究课题，出版、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也有相应的职称。加上这几年担任商务部政研室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政策研究，所以我到高校做智库工作，实际是一种回归，那是我熟悉的状态。

根据中央的号召，许多高校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但要找到合适的智库带头人其实并不很容易。有几个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科院大学和厦门大学知道我的愿望后都表示很欢迎我去它们那里，最后我选择到厦门大学，除了那是我的母校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就住在厦大，年老多病，今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陪老人家、尽尽孝心。

厦门大学已决定组建“全球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由我担任负责人;厦大经济学院还与中科院大学经管学院共建了“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也由我担任主任。从这两个中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我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第一财经：最近两年我们目睹了很多所谓“黑天鹅”事件，比如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自传，她下台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反对英国加入欧盟，但去年却发生英国通过公投脱欧，你还要坚持研究“全球化”这个方向吗?

沈丹阳：“全球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一个研究重点就是要研究各个经济体如何以开放促发展。尽管全球化从提出到今天，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但我们心里要有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当然，现在情况确实有些不一样。过去，这种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民间、企业和学者;现在，则蔓延至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了。这有点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砸机器，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但工业化趋势毕竟挡不住。

我相信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短暂插曲，毕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和问题存在。问题包括全球南北分化、东西分化加剧，许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所产生的问题，也包括“蛋糕”做大了，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公平、更合理的问题等。但如果全球化不继续推进，“蛋糕”一定做不大，最后大家还必须回归到把“蛋糕”做大这个轨道上来。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阶段，要解决自己各种发展中的问题，仍然离不开全球化，仍然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并且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就符合这个逻辑。

好在绝大多数的政府还在支持推进全球化和扩大开放。去年11月份，加拿大和欧盟签署了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自贸框架协定“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其中有很多新的主张，包括坚持开放的外资和贸易政策、开放的移民政策等，代表了未来推进全球开放合作的正面力量，有可能成为推动下一阶段全球化规则的一个新导向。

总之，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是潮流，不是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而是如何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