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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能驯服政治吗?

第一财经 2017-07-14 13:22:00

作者:维舟    责编:吴丹

如果说早前一国财富力量的增长往往引起邻邦的垂涎嫉妒而发动掠夺性战争,那么在近代西方,这种嫉妒与猜忌更多的是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表现出来。史无前例地,经济被政治化了,成为一种对付潜在对手的政治武器,因为在这个时代,经济本身已成为最大的政治。

《贸易的猜忌》

[英]伊斯特凡•洪特 著

译林出版社 2017年4月

在世界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未像近代以后那么激烈。这固然是因为直至近代贸易城邦和民族国家的诞生,人们才产生了一种世俗化的共同体认同和明确的竞争意识,但更重要的变化是,这种国际竞争本身也呈现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如果说早前一国财富力量的增长往往引起邻邦的垂涎嫉妒而发动掠夺性战争,那么在近代西方,这种嫉妒与猜忌更多的是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表现出来——这乍听起来文明得多,但其实更具压迫性,因为这意味着这种猜忌不是在偶发的战争期间才出现,而是贯穿无论和战的所有时期,且动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先发制人地去削弱邻国的经济潜能。史无前例地,经济被政治化了,成为一种对付潜在对手的政治武器,因为在这个时代,经济本身已成为最大的政治。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正如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等人一再证明的,在无国家主权、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互惠而非猜忌,才是社会互动的基础。与之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却是一种有着内在矛盾的意识形态。虽然许多人强调互惠是“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一个平等自主地交换的市场中才能顺利运作,达到事物预定的和谐,而这必然需要互惠互利才行;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资本主义社会却废除了作为社会互动基础的互惠,用彼得·休姆的话说,“只有在盲目迷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互惠才会完全消失,无论其在场如何响亮地得到吹嘘”。资本和政治的逻辑一样,往往寻求的是支配,而非互惠。当这种观念渗透到国际关系中时,便呈现为一种“贸易的猜忌”,寻求确保本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和支配权——因为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往往会转化为它的政治优势和军事潜力。因此看起来有几分奇怪的是,尽管这种对邻国经济潜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是侵略性的,但他们却常常自认是在做预防性的自卫。

在匈牙利裔英国学者伊斯特凡·洪特看来,这是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个关键: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说,贸易的猜忌是现代战争和国际对抗的肇因,往往导致帝国主义式的对外经济扩张。在此,经济与政治以复杂的方式紧密联结在一起,经济的运作从未像理想的经济学模型所暗示的那样,能够独立于政治的逻辑。我们当下常见的许多国际政治现象,无论是贸易战、国际反倾销诉讼、经济制裁等等,都起源于17~18世纪西欧的实践。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逻辑其实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前的中世纪晚期城邦就已出现,它们为了保持自身的经济优势,无情地剥削和限制自己支配下的农村;但的确,在17世纪之前,贸易从未被视为一项国家事务。而如今,经济生活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的,因此,要理解现代政治,就必须仔细考察“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如他所言,那是一个“比之前远为不安全的世界”,至少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个国家像英国对爱尔兰那样,长期处心积虑地摧毁邻国的贸易和产业,还认为这是必要的经济实践。

虽然英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在当时的西欧把“自由贸易”喊得最响亮,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同时最无情地执行这种“贸易的猜忌”,因为经济上的成败对他们来说最攸关紧要。就此而言,“贸易的猜忌”一词最早由一个英国人提出,实在也算不得是令人惊讶的事。那是英国学者休谟根据霍布斯“君主和主权者的猜忌”一语仿造出来的,用以描述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即战争逻辑和贸易逻辑在17世纪的合二为一。在休谟看来,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但他又认为,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运用到贸易实践中,乃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一种病态联结,把整个世界变成了无休止的商业性战争的大剧场。因为在他看来,贸易和战争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要求互惠,而后者则是必会分出输赢的零和游戏,两者存在二律背反。他倒并不是要求政治彻底退出经济领域,以肃清其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扭曲——那毕竟是不可能的乌托邦——但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深思的问题:最终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还是经济驯化政治?

不管思想家们如何设想,现实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不过,如果仔细辨认,它在欧洲各国又至少生发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英国,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就专注于提出某种竞争性经济战略,以权衡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生存机会;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政权发展出一种强烈的重商主义战略,以一种官僚命令型经济体制来监管经济,最终是为了在国际政治中确立法国的政治优势;而兴起较晚的德国,则更加关注如何运用政治来保护自身幼稚的产业,直至它获得竞争优势。不难看出,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而言已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至于各国都被迫在一个更加变化无常的竞争环境中处心积虑地确保自身的优势,否则它们或许很快就将面临政治上的麻烦。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此后数百年的国际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竞争:如果说英国人始终依靠市场的逻辑,那么法国人所设想的乃是通过政治代议制来使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型国家联合起来,那是一种基于政治同质化的国际秩序想象。与英国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商业传统不同,在法国这个农业大国中,思想家们惯于将自给自足的封闭商业状态视为一种完美的政治状态——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设想。从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这一点可以看出,这种设想其实更贴近当时欧洲各国的现实,然而它却失败了,这恐怕是因为:基于政治权利的计划、构想与安排,是出于一种静态的国际秩序想象,难以适应动态的国际政治变化。

很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思想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更具世界眼光。亚当·斯密虽然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对贸易实行政治保护,但他坚决反对像法国重商主义者那样,通过蓄意破坏邻国的经济来使自身获得利益,因为在贸易中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一个贫穷的邻国也意味着你的贸易遭到破坏,他国的损失未必是本国的收益。不过,值得补充的是,这倒未必是英国人有多少利他的高尚冲动,而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相比欧洲大陆各国,英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更高。对于那些妨碍自身竞争力的因素,英国其实表现得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坚决,甚至可以“不顾一切道德和正义的考虑”。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的思想家们似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与其说是在构想“本国如何去改变世界格局”,倒不如说是在考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本国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点上预先承认了这种“大环境”就像市场一样,是动态而不可控的。他们不仅默认这才是“自然状态”,还普遍认为对这一状态的干预、控制的努力才是糟糕而不可取的,那统统都是对市场自由的扭曲。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恰恰相反,是要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种扭曲,而回归到“自然状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经济学家们何以会提出“无形之手”、“比较优势”、“自由放任”等著名理论,而且把“规划”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事实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也是基于同样的思想提出来的:整个世界遵守某种自然演化的法则,不需要人为干预,而每一个个体没有绝对的劣势,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构成一个和谐丰富的世界。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认为,这种理念源出中国的“无为而治”,但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倒是与基督教神学的渊源更深:那只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万物秩序。英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想必也与之息息相关:每个个体都有权去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大化,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样一种竞争最终势必涉及“效率”的问题。国家也不过是国际政治这个大环境下的个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在英国人看来,国家的存在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自由与贸易,而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认为是为了更好地将公民集合为一个整体力量。

这涉及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给公民们提供一个可在其中参与自由竞争的框架,使其福祉最大化,还是为了谋求国族这一共同体在世界上的政治优势?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世界上,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入,也许终将会证明英国启蒙思想家的远虑:经济是有可能驯服政治逻辑的。因为正如休谟当年曾说的那样,只有像古埃及那样孤立自足的文明,摧毁邻国财富才是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可行办法,而在如今的世界上这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猜忌邻国同样是在损害自己,这样做已变得没什么必要。那个市场自行运作的图景远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像“人生来平等”一样,是一个始终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

这并不是说一个完全互惠的乌托邦已经降临(也许永远不会),但至少,在我们的时代,“贸易的猜忌”也更新了它的表现形式,有时甚至是在互惠的形式之下行猜忌之实——毕竟各国的状况千差万别,有时看似公平互惠的竞争,对弱国而言却可能是致命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其实可能是一种强者所秉持的保守哲学:它虽然承认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但却认可“各安其分”的现存秩序,就像自然界中物种竞争的结果是老鹰和麻雀占据食物链的不同位置,然而麻雀永远不会进化到老鹰的位置。不过它至少是一种不预设结果的开放性理念,正是这一点更适合现代政治,因为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和交互作用,产生出无数无法预料的非意图后果,在此,它含蓄地驯化了政治——并不是说政治可以不作为,而是说,政治应当通过干预措施来确保自己不过度干预。也许在这个基础上,最终才可能终结“贸易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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