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海外投资转向：刹车还是 “治虚火”

连续多年高歌猛进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最近站上了风口浪尖。

在万达集团以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和77个酒店分别出售给融创和富力后，掌门人王健林对外表态，决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在此之前，万达集团一直是不断在国外买买买的典型代表。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万达在海外的第一笔收购——26亿美元收购全美第二大院线AMC开始，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

万达的转变，实际上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转向的缩影，第一财经记者整理发现，近半年来中资企业“出海”的势头已出现大幅放缓的迹象。从2016年12月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月数据连续同比回落。

中资出海：从井喷到大幅回落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在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当年站上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量也首次超过外国企业对华投资，当年国内企业在海外地产总投资额增长41.5%，达到213.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来自全球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国企和险资在海外地产投资上表现得最为高调，成为投资的主力军，而它们投资的资产类型则主要涉及写字楼、土地开发、酒店等。

进入2016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再创新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我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近年来，对外投资的活跃主体也开始从国企和险资转向安邦、万达、海航等国内民营企业，而且投资的重点也从过去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比如铁矿石、石油等，转向消费、创新、高科技产业等领域。

根据胡润研究院与易界DealGlobe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在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前100大交易中，海航集团占了4笔，其次是安邦、万达和洛阳钼业，分别有3笔。北京控股、渤海金控、国家电网、美的、三峡集团、银亿集团、中国化工和中投公司分别有2笔交易。

不过进入2017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商务部7月中旬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395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481.9亿美元，同比下降45.8%。其中，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在今年上半年均出现82%以上的降幅。

政策转向：审批、资金监管趋严

为什么就在一年之间，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第一财经记者从多家从事海外投资比较频繁的中资企业处了解到，这与2016年底监管层对外投资的资金监管和外汇兑换有所收紧不无关系。

比如在去年12月，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境外投资管理系统”网站(即，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备案和核准填报申请的平台)上，就发布了一则用红字标注的通知，称为了做好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审查工作”，对外投资企业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要求的基础上还需提交额外申请材料，从原来要求的五份申请文件增加至九份，包括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协议、对外投资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投资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企业决策人签署的真实性承诺书等。

除了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于今年1月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要求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

《通知》规定，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这对企业来说，无疑增加了海外投资项目审批与交割的难度和时间。据记者了解，一家过去几年在海外收购中表现频繁的国内企业，今年上半年就一度因为资金无法在交割时间内汇出，最终通过寻求海外融资渠道才得以顺利完成交割。

监管高层发声：严控非理性海外投资

上述企业差点无法交割的海外投资项目，是对一家国外酒店项目的投资，事实上从去年年底开始，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就频频被相关监管部门提及，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抑制非理性的对外投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非理性”的对外投资?这从今年以来各相关部门高层的连续“喊话”可以总结一二。

今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发布会上表示，对外投资其中不乏一部分过热的情绪，以及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资一些体育、娱乐等，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

随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也表示，去年一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了很多足球俱乐部，有些企业在中国负债率高企情况下，继续借钱收购，有些实则是在直接投资包装下，转移资产。

“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仍然有旺盛的需求，但是人民币持续贬值随而引发的资本外流激增的态势，在短期内将面临资本外流收紧管控。”德勤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我们预计未来大宗交易量将有显著下滑，跨行业并购将趋于谨慎，且部分非战略性行业如房地产、酒店、娱乐类领域的投资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相较于财务投资，战略投资仍然被鼓励，与主业密切相关的，以技术和供应链为主要标的的并购将保持快速发展。”

事实上，有关部门对中资企业出海的管理也并非 “一刀切”。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尹鹏程近日就表示：“我们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支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按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项目，尤其支持企业投资和经营‘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批评与夭折

这样的监管政策转向，其实已经体现在了对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影响上。

比如2016年11月，万达集团曾宣布以约10亿美元收购美国DCP集团(为好莱坞制作颁奖典礼的电视制作公司)100%股权，从而首次进入电视内容行业。

不过到了2017年3月，这笔高达10亿美元的交易却宣告终止，理由是万达集团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决定“终止出售DCP给万达的合同”。

当时，王健林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回应称“两边的政策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次收购，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都发生变化，美国也有人不同意我们收购，中国这边的一些有关政策也有变化”。

电视制作公司等娱乐资产，是万达近年来海外投资并购的主要领域，在2017年1月举行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王健林就曾说道，万达每年固定有50亿～1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投资侧重在娱乐和体育产业。

而这两个行业不幸都成为多个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所说的“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的典型行业，尤其是国内企业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被频繁点名。

Wind资讯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年期间，内地企业海外收购的足球队数量已达12支，上述12起收购涉及的资金超过96.9亿元(具体名单见下)。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媒体报道的银监会于6月中旬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几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排查对象就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其中提到的浙江罗森内里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则是在今年4月收购AC米兰的交易中才出现在公众视野，而罗森内里成立至今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收购AC米兰。

就在几天前，苏宁集团也因投资海外足球被央视点名，称“以苏宁集团出资2.7亿欧元控股国际米兰俱乐部为例，这个著名的俱乐部已经连续5年亏损，总亏损额达2.759亿欧元。这样的收购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此，苏宁方面回应称，公司是在运营苏宁国内足球俱乐部的基础上投资国际米兰，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训练体系，提升国内足球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依托国际米兰，提升苏宁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有力带动苏宁零售网络的海外拓展，把中国制造的产品更有效率地带到海外。

海外投资何去何从

结合近来多个相关部门关于企业出海相关监管政策的发声，第一财经记者咨询了多个已在进行海外投资并购的企业，大多认为目前不会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踩刹车”，而是会对一些非理性的对外投资行为更加关注，尤其是不使用自有资金，而是通过国内大规模借债，占用外汇资本，又对国家产业升级没有帮助的非技术、非资源、非主业相关的对外投资，而对满足“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以购买先进技术、成熟品牌和渠道为主要目的的“走出去”仍会支持。

比如对于这几年频繁进行的海外投资并购逻辑，海航集团方面给第一财经记者的回复就是，遵循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发展导向，以服务“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实施方向，在产业布局上则紧密围绕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产业开展境内外投资和并购。

而根据德勤发布的《2017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指南》，目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表现活跃。2016年全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就达145.3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同比增长36%，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金属和能源开采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如电力和建筑业，还有橡胶制品;增长最快的则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技术、软件设计开发、金属开采和制造等行业。

德勤预计，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倡议驱动的海外投资仍将保持旺盛势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建立产业园区的步伐有望继续加快。

不过，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东方航空董事长刘绍勇曾提示相关风险，称目前“一带一路”相关个别节点国家安全局势严峻，几类风险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政治风险，受地缘政治影响，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导致有的项目可能遇上风险;二是法律风险，相关各国法律体系高度不一，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之前，必须深入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尽量避免投资风险;三是文化风险，相关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如果不充分了解其习俗，可能在投资经营过程中遭遇额外风险;四是市场风险，从空间分布看，沿线许多地区情况复杂，市场风险相对较高。 制图/蒋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