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一直被低估的中印关系，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

编者按：

从六月中旬开始，印度军队便非法进入我国西藏亚东县内的洞朗地区，至今已接近两个月。印度罔顾中国屡次要求其撤出的警告，至今依然执意在此逗留滋事。这是30年来中印首次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态。

8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8月3日深夜，中国国防部也发表谈话，表示克制不是没有底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再次接受正角评论独家专访，详细解释了中印边境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和地缘博弈。

郑永年表示，以地缘政治为基本判断依据，中国对外战略中中美关系居于第一重要位置，但中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尚模糊不清。在他看来，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就是中印关系。

以下为专访内容：

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

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不能取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中美关系之后是什么。

正角评论：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但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面临调整。你对中国未来的外交重点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很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这是没错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强霸权，而中国崛起后，其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两国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中美同处一个结构，双边互动对全球会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中美关系之后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正角评论：那么从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中国对外关系，除了美国外，下一个重心是哪里呢?

郑永年：地缘政治有两种形式。传统上，军事关系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这在冷战期间很明显。现在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经济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就会出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地缘经济决定着地缘政治。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其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亚太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印度的经济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来的四小龙，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

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

对中国来说，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就传统地缘政治还是从现代地缘经济而言，美国之后就是亚洲。

正角评论：那么就亚太范围而言，中美关系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郑永年：区域内的几个大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对中国都很重要。但其中中印关系的确定性最小。中国跟日本和俄罗斯的历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们打交道都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日本和俄罗斯，今后也不会忽视。和俄罗斯，中国已经有上海合作组织等多年架构，和日本的经济整合非常高。

然而，中印关系却一直被低估。亚太地区，除了中国，印度的崛起最为显著。这就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一样会对亚洲倍加重视。中印两国同在亚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两国如何相处有待探讨。

正角评论：为什么中印关系一直被低估?对中国而言，印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

郑永年：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会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人心理上也还没有(对印度崛起)做好准备。

印度有很多内部问题，像中央和地方关系、宗教关系(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关系)、不同的种族关系、种性关系等。印度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强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个国家，但控制力量不强。而且，在中国官方致力于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印度一些官员则经常鼓吹民族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通过其政治机制与过程传导给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旦爆发出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多年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独立以后，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的，即重视西方世界。现在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转移到亚洲，开始“向东看”，但印度在经济上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防备中国。

从近代至今，中印两国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国没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对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对印度外交的影响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对这一点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别是对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认识。

中印相处应注意轻重缓急

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正角评论：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东看”，有什么原因?

郑永年：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缘政治变化了。首先，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洲，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中印曾经打过一架，这使得中国崛起对印度民族主义来说，更为耀眼。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迫使印度往东看，注意中国。

正角评论：中印两国现在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尚存有争议，对于中印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领导层都有意愿解决问题。然而，客观地讲，中印边境问题大家可以谈，但不可以太着急。就如一些学者所言，很多问题在民族主义还高涨的时候是不可以去触摸的。欲速则不达，搞不好还会引起很大的负面效果。

正角评论：中印产业结构没有较大差异，技术水平上也大致相当。印度工商界特别担心，中国制造业对本土制造业会造成强烈的冲击，所以中印FTA一直没谈下来。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印度经济体开放程度比中国差，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选举压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难向国外做出妥协。

中国现在提倡自由贸易，是国际社会声音最响亮的。但是，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意识形态来推广，不能把自由贸易搞成宗教。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谈自由贸易，有好多自由贸易区都是一步步形成的。

中国要设计自己的普世价值

中国需要有普世价值。中国应主动提出自己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

正角评论：如何看待美国对印度关系的重新重视?

郑永年：这一点值得注意。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想拉拢印度，这是事实。美国在主观上想要制约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和美国做了什么，就是针对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不要太担心印度会完全靠向美国。印度的外交政策话语尽管受西方的影响，但与美国结盟来对付中国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如果紧随美国，其在国际社会的空间反而会受到制约。

这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在战略上的合作还是有基础的。

正角评论：美国曾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四国搞价值联盟，但很多时候，美国所鼓吹的价值就蜕变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贸易，或者呼吁就业保护。美国已习惯自由地运用意识形态来为企业和国家谋求利益，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郑永年：美国人做事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例如，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其国家利益调整的。不过，实际上人们不用太看重所谓的价值联盟。美国人谈价值联盟、民主联盟谈了多少年了，但并没有多少响应者，进展不大。在物质利益面前，民主价值有些时候是毫无作用的。

当然，民主国家政治空间大。不管喜欢与否，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纵政治的一个目标。

此外，虽然美国常常错误地把中国当作敌人，但和美国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只是加入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际事务上还缺少经验。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形成自己的秩序观。

正角评论：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

郑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扩张似乎已经到了顶点。即使没有到顶点，中国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国应该从文明的视角来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也应该能主动提出自己设计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郑永年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IPP评论(IPP-REVIEW)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