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六问释疑（下）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吗

国务院大规模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组合拳频出，企业税费负担开始有了明显下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效果立竿见影，目前财科院调研的样本企业中，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比重平均略超5%，也就是说样本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纳税金额为5元多。

不少企业也实实在在收到了政府减税降费的大红包。比如，本届政府推出的最大减税举措——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一年间减税规模达到7000亿元，绝大多数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减税。

随着今年国务院推出的超1万亿元减税降费举措相继落地，享受减税降费的企业明显增加。刘尚希称，未来减税仍有一定空间，而这更多地需要提高征收率和财政支出效率来配合。

企业负担下降

在去年大规模减税减费的基础上，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部署减税降费新政，使得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告诉第一财经，政府减税降费诚意十足，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将直接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数据显示，近三年企业税收负担有所减轻。在其调研的1万多家样本企业中，“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值从2014年的5.32%降至2016年的5.14%，三年下降了0.18个百分点，降幅为3.3%，其中西部地区降幅最大，微型企业降幅最高。这意味着2016年样本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纳税金额为5.14元。

不少企业收到了减税降费红包，其中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最为明显。比如，营改增全面推开不到一年，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税负由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前的4.9%降至2016年底的0.6%，减税金额达4.5亿元，对集团年化净利润的贡献金额超过8亿元。

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在9万多家调查企业中，有3.4万家企业认为享受过优惠政策的帮助和支持，其中选择“享受过减税降费”的企业比例为44.6%，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仍有空间

在主要经济体竞相减税的浪潮下，刘尚希告诉第一财经，未来减税降费仍有一定空间，而这主要取决于两大条件：一是税收征收率能否提高，我国目前税费征管能力在逐步提升，如果能进一步提升，可以使得名义税率适度下降，有助于减税降费;二是支出效率能否提高。如果财政一块钱能当两块钱花，也就不需要收更多的税。未来可以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而减少政府支出，为减税降费创造空间。

冯俏彬表示，税外各类收费是造成企业税负的主要根源，也是政府收入秩序失衡的主要原因，应当成为社会减负的主要着力点。当前清理收费的重点可考虑先行集中在行政性收费上，并加大政府性基金的清理整并力度。

事实上，国务院也将减负重心从减税过渡到降费。今年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金额中，降费占比超过六成。

近两年国家还降低了社保缴费费率，不过企业仍反映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但继续调低缴费比例，可能令整个社保体系难以为继。

冯俏彬告诉记者，未来降低社保费率需要深化当前社保体制改革，这也体现了降成本表面上是降低企业成本，实质是倒逼政府改革，比如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划转国资来补充社保资金，从而给降费提供空间。

刘尚希称，减税降费的规模受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公共风险可承受能力的制约，减税降费不应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更不能因此而造成新的公共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就要求从宏观层面对减税降费政策做好预期管理，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中国的营商环境会导致资本外流吗

随着“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国的营商环境正不断优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在全球排名跃升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更是跃升31位。

与此同时，外企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加上利用外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更是中国营商环境受到认可的标志，这很好地缓解了外界对于资本外流的忧虑。

外企投资环境持续改善

卡尔蔡司是一家制造光学系统、工业测量仪器和医疗设备的德国企业。这家企业在广州建立中国总部之初，主要以销售为主导，在其后的20年里，逐步形成了包括研发、设计、制造、分销、物流、售后在内的一整套体系。

卡尔蔡司光学集团中国区总裁彭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最初只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到设立生产基地为全球消费者快速供货，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公司愿意持续投资的重要原因。“这里的政府总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周到的服务意识快速为企业解决问题，可以说树立了一个高效政府的榜样。”他说。

作为一家进出口镜片的外资企业，卡尔蔡司对通关的要求很高。彭伟说，卡尔蔡司要求一年365天都要按照48小时生产和发货，当时了解到广州开发区保税区可以实现国家节假日全天候通关出货，专程过来考察，与区领导和招商局的领导见面探讨选址等问题时，上至区长、局长，下到办事员，很多人英文都非常好，可以直接沟通，这令集团高层非常意外，政府官员新颖的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让集团的人感到很放心。

近年来，广州着力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企业年检改为年报制，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2016年出台新版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目录，精简行政审批许可备案事项176项;放宽商事主体登记条件，实施工商登记全城通办;上线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版，涵盖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税务等21个部门的相关业务;减免5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8项政府性基金，落实降低四险一金缴费费率政策……

通用电气（GE）副总裁巴蒂亚（Karan Bhatia）曾在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华盛顿推介会上表示：“我们在广州的项目，18个月就建起来了，在美国要5~8年才能完工。”

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广州只是一个缩影。过去4年多来，围绕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国家层面推出了近百项改革措施，且仍在提速。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20条高含金量举措力促引进外资;6月，在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性措施由93条再减30条;7月，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短时间内多次高层会议连续对开放作出部署。

万博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几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努力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

“对于吸引外资，主要就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二是基础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外资进来后能否在一个法制化市场化的环境里面公平竞争?能不能给外资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第三就是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此外，我们的服务质量一直在提高，包括办事效率、沟通协调。”刘哲说。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在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18位，比去年提升7位，这是近年来的最高排名，排名超过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主要经济体，其中，国内经济、就业、劳动力市场三项分指数全球第一。

刘哲表示，除了以上提到的已有优势，还应看到，目前中国正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因而在外资引进上也有意识地重点引进先进制造业、高端生活服务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这些产业不受资源的限制，发展没有天花板，且都是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方向。

在国新办7月31日召开的上半年中国对外经贸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今年1至6月，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基本稳定，外资产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

“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未来的核心资源，并转化为生产力，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点，未来还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刘哲说。

农产品价格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吗

伴随农产品价格机制的改革，今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延续近年的下跌走势，这为理顺产业链、平抑进口从而为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折射出解决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迫切性。

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对农民和市民都有较大影响。因此保证物价稳定，尤其是被视为“百价之基”的粮食价格稳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工作重点。业内认为，受农产品供需基本面影响，年内农产品价格总体仍将偏弱运行，但部分品种有望回暖。

农产品价格延续下跌走势

今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延续近年的下跌走势，不过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企稳回升。

布瑞克农信集团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表示，纵观2017年上半年，农产品价格整体呈现分化，但大部分均以下跌为主。农产品的价格偏低，导致了今年上半年国内CPI指数走低。不过，从7月份开始，多种农产品企稳回升，但总体供应量仍偏高，下半年农产品价格即使上涨空间也有限。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平7月17日在农业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预计，粮食价格有望基本稳定。玉米国内价格与国际已基本接轨，近期价格出现上涨，消费需求持续转旺，现在来看玉米价格基本调整到位，但由于库存相对较高，全年玉米市场价格仍将低位平稳运行。受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稻米、小麦市场价格将保持基本稳定。

至于农产品价格下行，林国发分析称，近年来玉米供给侧改革，导致大量的土地被释放出来种植其他作物，其中2016年种植收益良好的小宗农产品普遍出现明显扩张，部分品种扩种比例甚至超过1倍。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导致了多种小宗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得种植者出现亏损。

事实上，国内经常会出现农产品滞销难卖，挫伤农民积极性的情况，这恰恰要求农民提高规模化、组织化生产能力，主动跟市场对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订单式生产，这背后离不开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帮助，为农民提供从产到销，乃至金融等服务。当然，农业也很需要客观真实的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否则极为容易导致农产品生产与需求脱节。

林国发提到，国内农产品信息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部分咨询公司及政府部门开始搭建价格预警系统。农产品的价格预警有效防止了农民过度扩种及弃种的情况，缓和农产品供应矛盾。不过，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时间的积累，目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对外依存度不断走高

值得关注的是，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有些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走高，这使得中国受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大。

比如，糖棉、粮食、油料进口在逐年增加，肉类及奶类进口也快速增加。目前，食糖进口依存度维持在35%~40%之间，而国内外价格倒挂的巨大价差，也刺激了走私。三大主粮方面，尽管国内自给率仍较高，均超过90%，但从绝对值来看，进口量也在逐年增长。油料方面，1996/97年度中国转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逐年大幅增加大豆进口量，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90%。

林国发提到，农产品的进口量逐年快速增长主因在于我国农业发展相对落后，人口红利消失后，农业劳动成本大幅增加。另外，其他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也推高了我国农业相关生产资料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主要的生产国。以猪肉为例，国内生猪(毛猪)生产成本为6.5元/斤左右，而美国由于饲料原料价格远低于国内，加上养殖水平先进，猪场自动化管理程度高，毛猪生产成本仅为3元/斤左右。

大量进口从某种程度上会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因巨大价差，部分农产品出现大量走私，如每年有较大数量大米从东南亚走私到中国。中国政府意识到部分农产品的价差导致的进口或替代品进口甚至走私的冲击，在采取严控配额、打击走私的同时，也进行了政策改革，并且取得相应成效。

受成本因素影响，在农资价格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劳动力成本也在刚性增加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自然不断上升。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而要熨平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保证其平稳运行，则是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都必须参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