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民生短板:四川一个城区的劳动收入奖励实验

第一财经APP民生郭晋晖2017-09-25 22:12

评论0

余洪清最近明显忙多了,不仅白天踩三轮车,晚上会多加一个小时以上的“晚班”,如果天气不好蹬不了三轮车,他还会去工地替人打临工。

余洪清家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上述改变源于他加入了乐山市民政局试点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该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另外的现金奖励,鼓励低收入家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延长劳动时间或实现就业。

“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是地方在精准扶贫方面进行的一种探索。“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如果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是做“减法”的话,“补短板”则是做“加法”。

短板究竟应该怎样补?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方案是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方面扩大有效供给。其中,补上扶贫、教育等这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短板是各级政府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之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去年9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加大补短板工作力度,对于拉动有效投资、稳增长和保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反贫困的乐山实验

余洪清是五通桥区有名的贫困户,他和90岁的母亲住在一间顶梁柱都已经断了的危房之中。余洪清蹬三轮车一个月只能赚到400多元,加上全家的低保补助630元,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老婆婆有时候每天只吃一顿饭。

3年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在当地发起一项“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反贫困实验,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以奖代补,鼓励贫困户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并非我国首创,在巴西和美国均有实践。

在今年7月的二十国集团(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尚达曼在发言中建议,要降低收入税,甚至可以尝试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贫困人口征收一种特殊所得税,即负所得税。

负所得税就是政府界定出一个最低收入线,然后按一定负所得税税率,对在最低线下的贫困人口,根据他们不同的实际收入,给予一定补助。比如,一个贫困户,原来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元,如果对其实行-30%的所得税率,每个月,他的实际收入即为1000元加300元,共1300元。

“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发起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表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是负所得税的一种形式,美国从1968年开始实施。目前,30%的美国家庭受益于此,负税率高达30%。2015年总成本为670亿美元。

2014年12月,“劳动收入奖励计划”进入五通桥区,余洪清加入了这项计划。因为“挣得越多,奖励金就越高”,余洪清白天蹬完三轮车之后晚上还会多蹬一个多小时。

由于增加了劳动时间,余洪清的收入从原来的400多元增加到了670元,“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会再奖励他320元,这样他每月的收入从原来的1000元增加到了1700元。余洪清90岁的妈妈说,儿子现在工作动力大了,有时还会去工地打临工,想着要为孙女读书多赚钱。

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仅对世界减贫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国的脱贫攻坚任务仍十分艰巨,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每年仍需减贫1000万人以上,而且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脱贫任务仍十分艰巨而繁重。

四川省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村建卡贫困户李国芝在自家门前留影,墙上有他写的“宁愿苦战 不愿苦熬”八个大字

甘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扶贫工作的一个难点是贫困户知道一旦“签字脱贫”,之前能享受到的各种扶助措施就可能消失,有些贫困户为了享受“贫困”带来的各种资助和优惠失去了脱贫动力,不愿意“签字脱贫”,这也给政府完成扶贫任务带来挑战。

甘犁认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具有其优点:对贫困家庭的劳动性收入进行奖励,劳动性收入越多则得到的奖励越多,使其逐步跨越贫困线,并有动力走出贫困。

提高劳动意愿摆脱“福利依赖”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成绩加速补齐了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消费水平质量大幅提高,生活条件和环境明显改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全国农村减贫规模年均超过1300万人。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

四川省一位专门从事扶贫工作的官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加快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效率势必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发贫困户自身劳动的意愿以提高收入;二是激励实际脱贫贫困户让其报告真实收入。

2014年6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进入五通桥区,对1057个非贫困家庭、182个贫困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贫困家庭愿意就业的比例达70%,而贫困家庭仅占47.3%。

根据民政部2015年的数据,我国人均月低保额不足350元,农村更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凤表示,低保政策采取的是“差额补齐”的方式,缺乏劳动激励,即每多挣1块就少补助1块。有低保的家庭容易产生“福利依赖”现象,低保户认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不划算,劳动积极性不高。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社会保障水平和劳动供给是一对矛盾,近年来欧洲积极就业政策核心是从“福利”到“工作”,采取各种政策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

甘犁表示,让低收入者提高劳动意愿的关键是从补贴变成奖励。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对乐山实验的评估,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实验”的家庭就业率相对提高13.5个百分点,每月劳动时间相对提高9小时。劳动收入奖励每增加1元,平均劳动收入增加0.55元,平均消费支出增加0.46元。

由于试点效果显著,五通桥区已决定将其正式推广,重点推向农村,并增加了产业项目奖金。第一财经记者也从四川省有关部门了解到,乐山、马边县的这一精准扶贫实践已经引起了四川省政府的重视,下一步也将在全省的深度贫困县推广。

补民生短板促消费升级

甘犁认为,低收入阶层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精准扶贫有助于拉动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将关系到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

一方面,补短板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的测算,以脱贫攻坚为例,按照目前我国贫困标准(2855元)计算,如果“十三五”规划确定的7000万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达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10772元,2015年),将使农村消费增加5500多亿元。

另一方面,补短板能够促进投资增长。如果1000万贫困人口异地搬迁,平均每户住房及其他设施投资20万元,可带动投资增加约600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过去五年间,精准扶贫的实施拉动我国贫困地区的消费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331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增长11.7%,且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6%。

同时贫困地区的消费结构也明显优化,吃饭穿衣支出占比下降,居住条件不断改善。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为137.2平方米,比2012年增加19.1平方米。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为4.5%,比2012年下降3.3个百分点;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57.1%,比2012年上升17.9个百分点。

此内容为第一财经原创。未经第一财经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第一财经将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banquan@yicai.com。

编辑:任绍敏

相关专题

评论

关闭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