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战略：让中国发展更平衡、更充分

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分析，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我国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缩小地区差距

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东中西部发展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区域经济专家范恒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区域多头并进的局面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和积极转变，中西部地区2008年至2016年连续9年经济增速超过东部地区。

在脱贫攻坚方面，贫困地区与部分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明显改观。国务院扶贫办11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全国已有2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这意味着中国贫困县自1986年设定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数量的净减少。

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发展滞后于东中部地区，资源型地区转型难度较大等问题仍制约着区域协调发展。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社科院研究员胡晓登对第一财经分析，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至今已有17年时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西北等地的自然条件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仍存在很大瓶颈，区域发展问题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范恒山认为，目前区域实质性差距还未明显缩小。从“四大板块”之间来看，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虽快于东部地区，但增速差距也在持续缩小。从板块内部来看，经济增长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特征比较明显。

十九大报告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又提出了具体路径。总体而言，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仍是我国当前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胡晓登认为，西部地区仍是老少边穷最集中的地区。要加快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需要在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设施、对外开放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目前像贵州虽然县县通高速，但只是形成了纵向联系，而在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方面仍然存在很大不足。在教育方面，西部地区的双一流大学、学科仍然很少。

胡晓登称，加快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也是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的重要内容。西部地区与东部不同，东部有海疆，而西部与10多个国家接壤。只有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老少边穷是西部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平衡中的平衡。”

优化东部地区

十九大报告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又提出了具体路径。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目前区域之间的联动和协同发展越来越紧密。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宽的范围内优化配置。

对东部地区来说，目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很高，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组装产能向中西部转移，寻找新的空间，东部才能释放出一些空间，发展新兴产业。目前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协作有了更为强烈的市场需要。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近日称，京津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北京“大城市病”突出，水资源匮乏，人口规模已近天花板，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

蔡奇分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有利于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实现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制创新提供经验；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

实际上， 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之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也在进行调整，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和功能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放在杭州举办，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国际名片”城市，这也是2022年亚运会落户杭州之后，又一个国际性重要活动在当地举办。此外，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

“原来什么样的大型活动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现在把更多世界级活动放到二线城市，也有利于促进这些城市向准一线迈进。”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称，这些世界级的活动要放到三四线城市，安保方面还是有所欠缺，但放到二线核心城市没有问题，这也有利于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有更多的中心大都市，也能带动更多区域的发展，这也是区域发展更充分、更平衡的一种考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此前曾公开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以北京为例，其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在自身城市病解决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

他说，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