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虹：以质量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质量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创新。

几年前，质量创新概念刚提出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质量就是满足标准，与创新没太大关系，而现在质量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了。质量从本质上说是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而质量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使用方的需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质量变革”，就是质量创新。当前中国质量发展进入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阶段。

我们曾在权威期刊《南方经济》上发表过一项研究，专门探讨质量盈利型企业到底有没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所谓质量盈利型，就是通过内生的质量能力提升来实现利润发展。与之相对的是速度盈利型企业，也就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尤其是外部需求来实现增长的模式。研究发现两类企业在销售额、利润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绩效指标上呈现显著差异，质量盈利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出速度盈利型企业17%以上，劳动生产率也高出10%以上。更大的差别在于，质量盈利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而速度盈利型企业则每年以2%的速度下降。基于这个调查数据，北大出版社今年出版了我的一本著作《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系统阐述了质量创新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机制。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在此，我的建议是，要建立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双提高”的机制。

质检总局是抓质量的，但是得有边界，不能将所有与质量有关的事情都划归质检总局。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能做并且最需要做的，是要建立起通过微观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也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活各个主体参与质量治理、促进质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有四个方面，即GDP的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我们要将这些与产品、服务质量之间的机制关系建立起来。

围绕这个，我有几个机制性的建议：

（一）建立以企业家为主导的质量激励约束相容机制。

通过调查企业家的各种行为，我们发现，企业家的激励对质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几乎可以认为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如我们离开了张瑞敏不能谈海尔，离开了任正非无法谈华为。让企业家有充分的激励和约束是发展质量最根本的问题。构建激励的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企业家质量能力提升机制。

而让企业家重视质量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要让其认识到质量创新的作用，掌握一些质量创新的基本方法，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让企业家参与这样的培训。提升企业家质量发展的激励，武大质量院不仅这样倡导，也一直用行动在践行。自成立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展面向企业家的质量专题培训，截至今年10月已经举办了300期，超过15000名企业家参加了这个培训。

激励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质量公共服务机制的建设，而重点就是要建立中小微企业质量公共服务机制。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做了很好的探索。

另外，对企业家还要有质量的约束机制，最重要的是“吹哨法案”的建立。我们曾经尝试通过全流程、全覆盖监管来规范企业的质量，但事实证明很难。“吹哨法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美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现在最令我们头疼的是，一些企业作假而作为监管部门却不知道，但企业的员工知道，与这些作假企业合作的其他企业老板也知道。所以，“吹哨法案”的建立，对企业家有着非常强的约束力。这一机制的确立比追加工作人员的数量管用得多。

（二）建立以“比较实验”为主要方法的市场化评价机制。

质量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质量的发展还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消费者的积极性。

在国外，有非常成熟的消费者质量治理机制，那就是“商品比较试验”。全球比较知名的比较试验机构是德国的TEST以及美国的消费者报告。

商品比较试验主要是指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测试，面向消费者发布包括产品质量性能、性价比、消费者评价等多维度的质量信息，让消费者能够基于自己的偏好进行相应质量选择。该机制之所以受消费者欢迎，是因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基于产品的合格与安全，更多体现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商品比较试验也驱动了企业不断进行质量提升，因为仅仅生产合格的产品并不能让消费者购买。类似TEST、消费者报告这样的机构也要进行充分竞争，以让更多消费者购买它们的服务。

而在中国，谁来做比较试验呢？我认为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就可以做，我们在做政府管理机构的合格评定之外，发展面向消费者的比较试验信息，这样既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质量需求，也可以为机构本身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三）推进团体标准成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

除了企业和消费者以外，质量发展还有两个重要主体，那就是政府和社会主体，他们在质量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团体标准的机制。

团体标准是指，由某一行业或某一产业内成员自愿形成的组织，为了本行业或产业的共同利益、经协商一致而共同制定并执行的标准。我相信，如果我们以团体标准为中心，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我国的质量建设将会上一个大台阶。

我之所以这么断定的道理很简单，只要政府标准管住底线，各个市场主体参与并接受团体标准，通过充分竞争来获得各自利益，那么不仅能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而且检验检测、计量、认证以及咨询等相关产业也带活了。比如，商事制度改革就带动了整个市场主体的创新，我们应该让团体标准在更大程度上、更大幅度发挥其作用。团体标准是在政府的规则指导下、由社会组织服务于各个市场主体的，而政府标准也可以搭团体标准的“便车”，不断提升政府标准的适用性。

以上三个机制，是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有效地激活企业家、消费者、社会组织和政府四个主体质量发展的积极性，理顺各自在质量发展中的功能和定位，是机制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为更好地实现以上三大机制，我再谈一些补充性机制。

（四）建立以进口产品监管为主的多元质量信号机制。

在美国，一方面说中国的产品质量不好，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却是美国进口产品的第一大国，原因就在于美国有很多市场化的质量信号在发挥作用，比如满意度评价、比较实验、召回等，它们无处不在地监管着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与此同时，中国不仅仅是第一大出口国，也是第一大进口国，但进口产品的质量信号和监管却非常薄弱。为此，我认为我们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加强对进口消费品监管信息的发布，提升消费者对进口产品质量的识别能力，促进进口商品产品质量的比较试验等。通过加强进口商品质量的监管，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优进优出”的发展战略。

（五）建立中小企业的质量公共服务机制。

很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一些产品的质量上不去，很大程度上与中小企业的质量能力差有关。我国质量能力的短板主要就在于中小企业的质量能力不高。

然而，中小企业要提高质量并不那么简单，它们有着天然劣势，大多数不仅没有钱去创品牌、做标准，甚至做产品的检测、型式试验等都很困难。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面向中小企业的质量公共服务，加大对于标准导入的培训，让这些企业的质量管理上台阶。

（六）推进质量技能型人才机制的建立。

我们说，质量是靠人做出来的，我们还需要构建起质量技能人才的培育机制。虽然我们现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没有了，但是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的空间。我们的调查显示，各个岗位的技能人才需求变化非常明显，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而非技能型人才需求则在不断下降，说明技能型人才越来越稀缺，这也是决定质量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我建议建立质量的工匠工作室，引导企业形成内部技能型员工的培养机制，并提供相应的资金奖励和补贴，提升企业内部知识溢出的正效应，让真正有技能的人能形成正向激励，培育越来越多的技能型人才。

此外，我们还应推进国家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引进机制建设。例如目前各大城市对大学生开放的落户政策，除了学历条件以外，还应该向技能型人才放开。尤其是对优秀技能型人才，我们要实施和科技型人才一样的奖励政策。

（七）探索推进质量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机制。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组织专门团队对质量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质量创新的配置、质量创新的投入、质量创新的产出三个方面，对质量创新进行了标准化的衡量。

而我们现行质量考核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主观性太强，而主观性的考核接受度不高。基于质量创新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质量创新能力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中位数以下的企业要高出44%。质量创新的分项指标，包括质量创新投入、质量创新配置以及质量创新产出，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为此，我认为如果今后用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来作为各省的评价指标，将既能减少基层的成本，同时又做到客观。

（作者系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