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战争书写，要对大人物寄予对小人物的同情

“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骄傲之塔》的前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很容易被忽略，却像从小天窗里射出的一缕微光，映现了巴巴拉·W.塔奇曼的趣味。“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可惜吗？也许，没找到是必然的吧。塔奇曼的雷达似乎很难观测到平凡小人物的存在。她眼里向来是有“人类”的，她歌颂过美国人的西进和荷兰人的围海造田，那都是人类的杰作，但一到要写大书的时候，小人物就被她，一个生了三个女儿的家庭主妇兼喜欢泡图书馆的历史爱好者，给过滤掉了。她下意识地认为那些人属于“枝节”。

巴巴拉•W•塔奇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外祖父（亨利·摩根索，曾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也是著名的战略学者）的直接影响，塔奇曼对历史的兴趣集中于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活动范围——战争与政治，进而集中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他们如何领导，如何博弈，如何发动和结束战争。她所生活的20世纪，这种对“大人物”的热情本来是在衰微的（尽管不太明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个体视角、个体体验的人文主义，就在渐渐地走高，直至居于主流。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说，普通人在过去都是皇帝、将军和英雄的陪衬品，“普通士兵出场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亚屠杀成堆的尸体，又或是混在欢呼的人群之中，肩上举着胜利的大卫”，而19世纪末以来，在反映一战主题的画作里，帝王将相的位置远没有在之前的战争绘画中那么突出了，与拿破仑、威灵顿、林肯们相比，霞飞、兴登堡、克列孟梭、威尔逊、威廉二世等一战中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在大众心中的面貌，就像那些早期的黑白照片一样，经常是模模糊糊、看不清表情的。

塔奇曼先写了《八月炮火》，获得普利策历史奖，后来又积多年心力，出版了《骄傲之塔》这部《八月炮火》的“前传”，即讲述1914年前的十五年里，欧美各国的政要们都在做些什么。在这两部书中，九成以上的出场人物，一般读者恐都闻所未闻，像霞飞、福煦这样数一数二的军政大员，在塔奇曼笔下出现时，其形象完全得通过文字去感知：

“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的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他为人稳重沉着，丝毫不动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处是习惯成自然的木讷少言，换在他人身上，这样的性格不免会显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却像是霞飞的庞大安详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灵气一样，令人一见便会信心倍增。”

当然了，这是最好的写作，但也让书的节奏显得十分缓慢，或者说，带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八月炮火》一上来就写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葬仪，给全书定了“大人物”的步调。那是一个老人政治的时代，大人物必须是上年纪的，不紧不慢甚至“安详”的，不能仓促行事，即便激动起来也得是如鼓词中唱的关二爷那样，身躯傲然不动，唯见脸颊更红，美髯在风中飘拂。她尽力唤回读者对一个过去的年代的感知和想象，在这个年代，普通人，就像文中的“每个英国公民”那样，是习惯对大人物行注目礼的，他们的意见和心情并不重要，无法影响历史的走势，至于老人政治在一战之后受到怎样的鞭挞，并不能影响她的考虑。

她也努力避开后见之明的影响。在随笔集《历史的技艺》中，她坦言，成王败寇的诱惑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后续的结果，所以总会忍不住去评价古人行为的是非正误。当你知道一位统帅错误地葬送了万人大军的命运，你还能用别的眼光来看待他吗？如果给赵括、庞涓、马谡、苻坚这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失败者画像，他们会不会都长出一些不祥的性格特征？

厚厚一部《八月炮火》里，竟没有出现过任何“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执迷不悟”之类的词眼，而只有像“粗鲁”、“暴躁”、“态度恶劣”等对一个人的脾性的客观形容。塔奇曼很注意言出有据，她不要读者从历史中汲取任何的“道德教训”，她那么沉浸在一个过去的年代中，她的立场虽够得上旁观者的冷峻，却不会轻率讽刺和评判那些正在舞台上投入地表现的人。

他们有偏爱，有虔诚，有对荣誉的执着向往，也有对民族和人民的（即便是自以为的）责任感，而他们最重要的品质是骄傲，骄傲于个人拥有的身份，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职责。这种骄傲，就像基钦纳勋爵的画像所自然引来的敬慕那样，向下扩散到了普通人的心里。《魔戒》的作者J.R.R.托尔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索姆河战役中，他失去了好几位亲密的同学，他们在爱德华国王学校里结下的深情厚谊，后来，托尔金带着一种继承遗志的心情创造了一个中土的世界，创造了魔苟斯、艾尔达、半兽人，他将自己的战争体验和丧失的痛苦，用这种方式转换成了一套想象的符码。在给儿子克里斯托弗的信中，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参战时的光荣感，支撑自己继续生活下去。

是否可以谴责托尔金的“执迷不悟”呢，既然他拒绝承认，自己这一代人都是被“大人物”蛊惑，从而受骗上当的炮灰？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完全翻转了，现在，谁还会否认战争的地狱属性呢？而那些涉及荣耀、名誉、国族尊严的话语，听起来简直就像两人约一个时辰，留好遗书，找一片僻静的树林举枪决斗一样，纯属一个愚昧年代的产物。可是，当我们说及一战“葬送了一代欧洲精英”的时候，我们不能看不到这种“葬送”的合理性：曾经，“精英”并不指代那些冷眼看穿一切，因而特别顾惜生命和自由意志的人，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一个人的高贵，意味着他勇于承担局势压下来的责任。

这种由白人男性大人物们所集中代表的价值，却由一位女性的手笔来展现，这真是一种颇有些神奇的组合。巴巴拉·塔奇曼肯定读过《西线无战事》，这本书在1929年让雷马克红透半边天，现在，说起关于一战的经典文学作品，此书也是首屈一指。但是，把雷马克所写的战壕新兵，跟塔奇曼所写的那些人放在一起，你敢说他们打的是同一场战争吗？在《西线无战事》里，最击中人心的段落，是主人公保罗讲述自己在服役间隙回了一趟家乡、同妈妈见面的过程，原先思路活跃、观察敏锐的他，一时间就跟不会说话了一样：

“啊，母亲，母亲呀！为什么我不能拥抱你，我们一起死去呢。我们是怎样的可怜虫啊！

“‘是的，妈妈，我会小心的。’

“‘我将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母亲啊！让我们站起来，离开这里，穿过逝去的岁月，回到我们再也不会遭受所有这些苦难的时光，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地方，妈妈！”

这些文字足以让人看穿战争的本质，并打开了一道人文主义的大门，穿过这道门，每个人都会前所未有地关心自己，看重自己的体验而非抽象的、宏大的、被灌输下来的概念。真应该问问塔奇曼，她是怎样看待那个一心为自己而活的无政府主义者雷马克，和她写的那些“逃亡史诗”的，像什么《里斯本之夜》、《天堂的影子》，说的都是“自保万岁”，成功自保的人才配拥有爱情、才华、名声与未来，陷在欧洲两次大战的战局里，不仅是一个人的灾难，还是他的耻辱。

一战被称为“Great War”——伟大战争，似乎是一个讽刺语，但很少有人提到，在压低帝王将相的地位并擢升普通人的角色感这一方面，它的确可称得上“伟大”。从个人角度体验的战争，现在早已成了主流。如赫拉利所说，就连《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黑鹰坠落》这些好莱坞大片，都警告着“战争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不同”——这些片子还是比较早的，晚的像《拯救大兵瑞恩》以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光是看到海报，你就知道这部电影希望观众为每一个战争中人的死与生而悲伤、感动。“随着在胶卷、散文或诗歌中得到重视，底层小兵的感受成了战争叙事的最终权威，每个人都学会必须对他们给予尊重”，实际上，这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一种俗套。

那么，塔奇曼的书就只能引起战争史、政治史爱好者的青睐了吗？当然不是。专门书写大人物的行状，对她来说，和书写小人物的故事需要同样的同情心，同样的悲悯，只是悲悯的对象不是人们的痛苦，而更在于其对荣耀和责任的虔诚信仰，这种信仰铸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对《八月炮火》最集中的批评，就是太细，描写太冗长，让人不得不投入太多的时间，但这其实也是赞誉，赞誉作者的工作到位，对史料的尊重和对措辞致密的斟酌。

而塔奇曼也并不是不知详略的，她没有面面俱到：在《八月炮火》里，别说母亲了，就连让人想到千千万万的母亲、从而在心中燃起人道主义烈焰的情节都不见一宗。她略去了这些，不让它们分散她的文笔、她的关切；她自己也是个母亲，但她雇了不止一个保姆来打理她的女儿们，才得以写完自己的作品。

《八月炮火》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7月版

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