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劳动力数量将不断减少,但由于新生代的营养和教育程度比老一代人有大幅提高,我国劳动力的质量将显著提升。
逆全球化和中美关系逆转将决定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全球市场和产业链的巨大波动。
下一步应用好宏观和产业政策上的预留空间,在支持制造业回升上持续发力,出台更有效有力的实招,促进制造业尽快回归产业升级的正常运行轨道。
面临外部需求和供给侧双重挑战,亟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
未来有望进一步向内地其他地区扩展并逐步放宽投资者资格限制。
在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经济的古典经济发展模式(也称为刘易斯模式)中,由于后者工资水平更高,劳动力从农业劳作转向机器操作,工业化使熟练劳动力迅速增加,推动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随着更多劳动力转向工业以及城市工人收入的提高,总储蓄水平上升,这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投资提供了基础。然而,仔细研究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只有在其工业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我国目前水平的发展后期才开始去工业化。反观中国,其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3 年达到17.5%的峰值,但仍相对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的水平;2019 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6%。
缺乏社保的覆盖,农民工家庭被迫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抑制了其消费能力。此外,由于社保支出更多由地方政府承担,这加重其成本负担、抑制其改革动力。因此,通过中央财政向地方政府转移资金,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成本负担,真正使得社保覆盖到更多的农民工家庭。近年的改革不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仍有必要实施进一步改革,让土地价格更多地由市场决定,才能让土地产生的财富更多流入农民手中。尽管去年实施了增值税率改革,今年以来也针对小微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但企业税负的大头,社保支出,仍有空间继续压减。
消费低迷,收入冲击和行为效应各占一半 经济复苏势头良好,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较一季度前所未有的-6.8%改善显著,但其步伐一直极不均衡(见图1)。新冠疫情对消费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因素:收入效应和行为效应。图1:经济复苏不均,消费恢复滞缓 图2:收入冲击和消费者行为转变导致消费下降 我们使用简单的OLS 模型来确定实际消费支出百分比变动对实际收入百分比变动的弹性,将收入冲击带入可以估算出实际消费支出应同比萎缩1.6%。
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中国向亚洲周边经济体和欧盟多元化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具备二十年国际金融市场从业经验,被《亚洲货币》杂志评选为年度亚洲资本市场最佳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