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房地产的迷信必须要打破;防范未来的信用债违约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
徐高同意赵建关于需要激活市场经济与民营企业的观点,但不同意后者关于债务是鸦片的观点。
明年有望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避险性质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未来半年内很多金融指标都会呈现双边波动态势,而难以形成单边趋势。
当前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收支大致平衡、坚持房住不炒政策与限制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三个目标之间面临“三元悖论”。
美联储加息造成美国国内短长期利率均显著攀升,拉大了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息差,由此造成的资本流动与货币升贬值预期导致其他主要货币均对美元大幅贬值。
从中国情况出发,未来人居模式将会如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需要进一步放松,但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效果有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主要应该依靠财政政策。
可考虑改善基础设施融资结构;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率;使用逆周期审慎监管模式管理地方平台债务;货币当局加强同财政当局的配合等。
通过实施外汇方面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来缓解本币贬值压力,例如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远期售汇的风险准备金等;通过实施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本账户管制措施来遏制国内资本持续大规模外流,例如对短期资本流出征税(托宾税);
2022年剩余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6.7~7.2区间内波动。
除此之外,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大国经济博弈以及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大国政治摩擦可能愈演愈烈,这也会进一步压低经济增速与抬高通货膨胀。最后,在美元指数强劲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平稳,也为中国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打开了空间。
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并进一步降低MLF与LPR利率。
从中长期来看,笔者认为,导致本轮全球通货膨胀突然起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的全球化浪潮,从2010年中期之后开始逐渐退潮。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与阶层撕裂。
在日元大幅贬值、美联储激进加息进程及俄乌冲突的多重冲击之下,亚洲地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日元兑美元达24年以来的最低点,引发全球关注;日元贬值、美联储加息及俄乌冲突之下,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增加。日元兑美元汇率与美日利差走势高度相关。美联储加息缩表导致美日利差显著扩大,这是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这一利差水平基本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美日利差水平。美日利差扩大的深层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日本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日本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美日经济增长与美日通胀走势的相对差异,导致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以至于美日利差持续扩大,导致日本面临大规模资本外流压力,触发日元大幅贬值。
笔者认为,这一格局必须构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必须打破要素流动束缚与国内市场分割的格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事实上,在上述三大支柱中,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很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更具决定性的举措。笔者认为,制约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最深层次障碍,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过于强调GDP增长、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
截至2022年5月,美国CPI与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达到8.5%与6.0%。如图2所示,尽管当前美国CPI同比增速还显著低于1970年代,但当前美国PPI同比增速已经非常接近1970年代的水平。如果PPI增速显著高于CPI增速,这意味着通胀压力很可能更多源自供给侧。图3与图4分别列示了美国CPI与PPI分项指数的变动。这意味着,无论是CPI还是PPI分项指数变动来看,本轮美国通胀更多具有成本驱动的特征,更多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带动。综上所述,由于本轮美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可能更多源自供给侧,那么美联储快速收缩货币政策的做法可能是相当危险的。
张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