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短板。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央也多次召开会议传递出这一信号。

结合疫情防控，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代表委员们围绕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建言献策，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21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表示，这场大疫之后应痛定思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首先要搞好医学教育，要形成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其次是医学研究，中国应构建一个能够引领统筹医学研究大格局的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还应设立针对医学、健康、科学的国家级基金。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提出建议，要补公共卫生短板，夯实基层网底。

“公共卫生是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的集合体。预防是防范传染病最好的手段，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和健康中国、健康社区建设关联起来，突出整个体系的构建。因此，不是要补‘疾控’的短板，而是要补‘公共卫生’的短板。”吴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也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5月1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则明确提出“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完善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等。

“如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注重医防结合。”王辰强调，今后特别要注意，要促进医防的融合，只有“医”“防”融合起来，才能更加有力地应对重大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他建议，我国应该重构防、控、治一体的突发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直报系统和长效机制。

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传染病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但现阶段，其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暴发。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同玉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建议规划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朱同玉表示，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要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暴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还可参照以色列等国家的模式，将该中心设计为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战时迅速转化成病床。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在疫情暴发短时间内，即可收治大量病例，为其他医院床位腾挪赢得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而完善传染性疾病的信息报告、发布等功能，是当下乃至将来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运行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我国疫情信息制度中的信息报告、预警和公布来看，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尚有诸多不健全之处。”

在他看来，法律的不健全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信息报告方面，存在着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报告的主体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对此，吕红兵建议，首先应该将信息报告的主体确定下来，“比如，应在《传染病防治法》中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疫情信息的义务主体。”同时，建议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中“隐瞒”“谎报”“缓报”等用语的具体含义，特别是对“谎报”进行准确界定，对报告主体无主观恶意产生的报告信息偏差情形，规定相应的免责条款等；界定信息预警责任等。

夯实基层网底

吴浩经历过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战，彼时提出了“管控社区”的举措。

2月初到达武汉后，吴浩作为中央指导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和其他专家组一起，共组成13个小组，走访了武汉市377个街道、500余个小区和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出1275条问题和建议，均被当地政府采纳和落实。吴浩表示，武汉的530个密接隔离点和康复驿站，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在工作，为阻断疫情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

吴浩认为，新冠疫情防控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对于确诊患者的救治，另一个是社区防控。在疫情发生初期，武汉的社区防控存有漏洞。武汉封城解决了新冠病毒的向外扩散问题，但城内要想解决无序问题并让传染源“断根”，就必须要做实扎牢社区防控。换句话说，如果社区没有控制好，一线多少精锐部队都会耗尽的。

除了在医疗卫生业务部门要分层级配一些相对专业的人，现有医疗卫生机构还要做到“平战结合”，而非单纯增加疾控的编制。平时注重防治实践，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养兵”“练兵”的空间，“战时”才能赢。否则疫情结束后，人员过多却没有等量的工作分配，可能留不住人才。而且，公共卫生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居民长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接触，就近就便获得健康咨询，把健康素养培养起来，使人人有防控意识。防控传染病，也有赖于老百姓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武汉“战疫”中，基层社区公卫人员的工作，为前线切断了病人的输送、切断了传染源，这个不为人注意的人群也凸显了他们的价值。

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吴浩提出了他的担心，“随着复工复学和复产的推进，人员流动显著增加，社区在疫情防控上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就更需要增强社区防控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形成常态化的社区防控方案。”

对此，吴浩建议，要夯实基层网底，建立多层次复合性公共人才建设。作为公卫的基层网底，全科医生在承担着防控的基础工作。“战”时，他们做着及时发现患者、隔离、观察、分诊等工作；平时，他们承担着日常的健康守门人工作，“所以，这个队伍需要多层次复合型公共人才，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还存在问题，需要加强。”吴浩表示。

吴浩建议，将我国“5+3”长学制全科医生一体化培养定位于培养合格全科医生、潜在的教师和学术骨干；其次，是在“5+3”8年的医学教育培训中，将后“3”年主要安排临床基地和基层实践基地的相应临床学科，接受与全科医学相关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加快推进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学位体系改革等。

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既要把加强公立医疗体系建设作为发力重点，也要发挥社会办医应有的支撑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一是鼓励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二是优化各项准入政策，建议国家简化审批条件，鼓励非公医院利用自身资金引进先进治疗设备、高新技术等；三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上给予同等政策待遇，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四是鼓励引导保险企业参与投资医疗机构，形成保险企业与医疗机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服务与保障结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