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监管，同样是备受外界关注的方面。《规划》明确，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发展和监管两手抓。 ]

[ 吴琦表示，数字经济发展衍生了数据安全、数据鸿沟、平台垄断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随着数字场景和数字应用日益普及，企业过度搜集公民信息现象严重、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突出。 ]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出台。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而在2020年这一数值为7.8%，这意味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机构测算，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达13万亿元。

《规划》从八方面对“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作出总体部署，包括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表示，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但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规划》的出台，有利于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高水平统筹发展与监管，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巨大

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6万亿元迅速增长为39.2万亿元，2020年同比增长9.6%，已高居全球第一。其中，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也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8.6%，数字经济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多，成为疫情下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不仅此次《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当前，不少地方已经设定了新一轮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例如，广东提出到2025年将实现数字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过10.7万亿元。湖南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保持15.8%以上，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5%。四川力争到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40%。

业内分析，发展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影响深远，不少行业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迎来新的机遇。重磅政策利好之下，数字经济七大重点产业，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将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统计显示，A股中涉及这七大重点行业的个股共有285只，1月12日，浙文互联、海联金汇、亚联发展涨停，华软科技、赢时胜、紫光国微、宏微科技、立方数科、精准信息上涨5%以上。

在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规划》提到，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和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前瞻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络等。

当前，以5G、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正全面提速。去年9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地方版“十四五”新基建规划也密集出台，加速推进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下，各重点产业将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的机遇。

上述信通院白皮书分析，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呈现“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同时，三次产业数字经济渗透水平逐次倍增。2020年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此次《规划》也提出，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包括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深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等。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表示，工业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先天优势。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二是人才队伍在多年“两化融合”工作中得到了锻炼，三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演进客观要求通过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效率。因此，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相关体制机制也相对完善。

相较之下，农业及物流等领域在未来则将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重任。“传统农业本身的生产方式和要素投入结构决定了其数字化程度不高。要提升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智慧化运行就是必要方式。而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智慧化的物流体系有助于畅通内外循环，既能提升国民经济要素配置和循环效率，也是交通物流环节降碳的重要手段。”

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规划》中关于数据要素的新意体现在四个层面。”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丁波涛称，“第一，提到既然扩大数据供给的规模，同时也要提升数据质量。第二，强调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在此基础上统筹开放和开发利用。第三，将上海等地的数据要素市场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包括数据交易体系、数据资产化等。第四，提出建立多元参与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机制，政府和行业开放和共享数据，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参与，实现数据、技术、场景深度融合。”

事实上，随着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一道，成为完善要素市场配置的范畴。

记者了解到，2014~2021年的8年间，我国新增大数据交易中心14家，以2021年成立的上海数据交易所为例，成立当日即完成了首批20个数据产品的挂牌。

上海数据交易所副总经理卢勇解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有三类价值，包括数据的“一次价值”、数据的“流通价值”以及数据的“二次价值”。释放上述数据要素三类价值的有效途径就是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卢勇表示，交易所是要素市场培育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交易所流通交易，数据的价值实现资产化，而各地的数据交易平台则为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前，中国信通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余晓晖也称，从2018～2025年中国拥有的数据量从7.5ZB增加到48.6ZB，居全球第一，我国构建健康、绿色、可持续的数据要素市场条件已经具备；下阶段，急需尽快建立健全规则体系，重点解决好数据确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共享开放、审计监管等问题，理顺数据生态中的各方参与者，在数据流通各环节的权责关系，形成多方参与者良性互动、共建、共享、共治的数据流通模式。

数字经济监管，同样是备受外界关注的方面。《规划》明确，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发展和监管两手抓。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创新协同治理模式。明晰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监管，明确监管范围和统一规则，加强分工合作与协调配合。

吴琦表示，数字经济发展衍生了数据安全、数据鸿沟、平台垄断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随着数字场景和数字应用日益普及，企业过度搜集公民信息现象严重、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突出。应加强数据立法和数字平台治理力度，加快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市场监管体系。加快数据要素确权，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分级分类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措施。

丁波涛也告诉记者，《规划》中关于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有不少新意，“一是对于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强化重大问题研判和风险预警等举措；二是数字经济监管体系将更加严密，包括监管对象上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机构之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分工协作，监管模式上的跨场景跨业务跨部门联合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