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何切断萧峰、张无忌和韦小宝的成功之路？

金庸生于民国初年，生平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他继承了江南大族的学养和精神因子，在风云莫测的政治变迁中锤炼洞察力，最后在自由竞争、派别鲜明的报业生态下中明确了自己的人本立场。

他的武侠世界，底色是古典精神，文人士大夫的气质被注入江湖天地，侠客们通行的主流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即使处庙堂之远，极少受到律法约束，也自觉遵循礼义仁智信的规训。

金庸成长的时代，中国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古老的礼法丧失了它的政治资源，各种意识形态在真空中碰撞，新的现代文明等待建构。武侠小说很大程度就是在重新清理传统文化资源。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但规矩不是重新书写的，而是传承了以往的知识系统。金庸提炼了“侠”的核心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借由郭靖、萧峰的人物形象影响至远。他们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描述得那样快意恩仇，表现得更多的则是隐忍自律，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

一方面是清理传统，一方面是汲取新知，融合中西。金庸为他的侠做了一些创作性的转化，可以看做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精神书写，既符合古典道义，也符合现代性的人格。比如他写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就是对礼教的反叛。然而谁能否认杨过和小龙女是守信讲义之人呢？

读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就很难用现代情感去代入荆轲一类的游侠，作为门客，他们会轻易地为一句赏识，割一颗头颅，有点没来由地舍生取义，只能在古典的纲常伦理中找到合理性。包括读梁羽生，也有如此感受。

但金庸小说就不设这样的心灵困惑，他深度挖掘了大多数主人公的人性，运用了很多心理学的方法，按照合乎现代性的人格，自然而然地推动情节的发展。比如，他觉得马夫人康敏是最具有文学性的人物，可惜电视剧每每将其潘金莲化。这样的人物个性不再是是善恶二元，更多的是理性对情感的节制。

节制的一大表现就是悲悯——谁来怜我世人，忧患实多。金庸的书，最是痛惜底层，写萧峰站在战功赫赫的成吉思汗面前，却只道“不止积了多少白骨“，这就是现代意识，有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有西方的人道主义。

《天龙八部》的四大恶人，各个身世悲悯，不存在天生的恶，只有世道和命运的悲。惩善扬恶，也是因循因果。所以他处理两大“恶”的代表——真小人左冷禅和伪君子岳不群，也绝对没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肆意，更多的则是“可惜了乎“的心态。

节制的另一大表现就是对于庙堂的分寸感。金庸对权力和权力的话术是警惕的，《笑傲江湖》就是一出政治寓言。所以他笔下的大男主们都未能踏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路。萧峰、张无忌和韦小宝最后都自觉地远离了权力，不接受政治对人的异化。萧峰几次觉醒，勘破了血缘伦理的非理性和民族国家的虚妄，最终意识到只有人性的大爱才是最可贵的。天下第一高手止戈为武，最终完成了萧峰的自我构建，也完成了金庸理性、启蒙，高度人文精神的自我构建。荡开一笔，金庸很少塑造完人形象，萧峰是完人，但是他安排微不足道的阴差阳错去毁灭他，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1994年，青年学者王一川将金庸列为20世纪文化大师第四位。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从通俗文学进入精英文学的学术范畴，虽然招致了一些批评，但可以视为求全之责。早在身前，他已留得青史美名。

《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曾评价金庸，“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金庸15部书，一箩筐《明报》社评，绝不只是留下文化人美名，最可贵的，是他一直试图播种贯通中西的人文精神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