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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金会十周年,未来该如何发展

第一财经 2018-12-21 16:37:27

作者:瞿依贤    责编:陈姗姗

未来的商业将会更加公益化,未来的公益将会更加专业化。

“企业基金会的形态在中国其实很特殊,虽然它已经存在了十年,但是还没有一个共通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共通的准则,它是我们广大的企业在摸索当中自己尝试出来的新形态。”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思劼说。

在“2018第一财经·善商业论坛暨首届中国企业基金会发展论坛”上,陈思劼与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伟尔集团中国总裁吕建中、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郑卫宁就“如何建立社会责任的新生态”进行了探讨,就当前国内企业基金会存在的问题、企业基金会与企业的关系、未来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以下为对谈实录,内容整理自现场速记稿,未经讲话人审定:

陈思劼:残友集团的形态比较特殊,它的企业基金会和我们普通的企业基金会不太一样。

秦朔:我听了之后很触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想到,其实企业基金会最早在美国的观念,就是赚钱需要多大的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的本领,他们把基金会看成花钱的事情。当然花钱主要是用于提供促进人成长的阶梯,要给人普惠的机会,所以主要用于教育、医疗,还有图书馆,这是最早的起源。

但是残友基金会的例子让我想到了他可以把我们传统的花钱的事情,变成一个挣钱的事情,说明天助自助者。即便是在这样的人群里,仍然可以通过有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去赢得他真正的尊严,我觉得这对整个社会的示范意义更大。当然从全社会的角度,也得给它一些独特的制度。

陈思劼:郑老师从1997年创办这个企业,它的本心就是要做一件善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竞善时代做企业基金会,首先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企业到底为什么要善?如何在义和利之间找平衡点?

吕建中:从企业的角度,企业不会从一开始天生就是善,企业善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些年来我们听善听得比较落后,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反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企业家做了领军者,他们把企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用自己的行动阐述出来。当他阐述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时,他自然会选择善这个方向。企业存在于社会上终级目的是什么?赚钱是一种,但它绝对不是终级目的。企业在社会中扮演一种角色,通过利用整合发展企业所有的智慧、经验、资源达到这一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促成了他的向善。

郑卫宁:我从两个角度讲,第一个是,企业作为一级法人,他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所以他在生存的过程中得益于社会,他才能够发展和赚钱,他有责任回报社会。另外,当今的人们,很多人无可奈何、被迫在企业就业,一个企业对社会的态度决定了下面员工的生存空间和状态。

企业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这个企业的员工每天都惶恐不安,因为企业每天都在算计员工。这样的企业态度可能造成了某一部分人没有幸福感,这是很大的一个罪恶。从这两个点上讲,善是企业未来的必由之路。

秦朔:从理论上来讲,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里面有一个契约理论。社会和企业之间并没有签一个法律文件,就是一个隐性的契约。企业占用了很多社会成本,比如说环境资源,还有机会成本,因此要对社会有一个回馈,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理论。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一个很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善?我觉得有两个层次,任何的商业活动本质上就是交换,但你交换什么?你总要拿一个产品或者服务作为你提供给对方的东西,然后你交换到收入,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你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如果做不好,无论是产品的品质、成分、功效还是人的内涵,你带给别人的不是利益,不是价值,而是很多伤害性的东西,比如说吃了你的这个东西,那就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服务本身就不是善的。

第二个是提供产品过程中的一些手段,这个手段包括对员工公不公平,包括是不是诚信,包括是不是以大欺小,包括签了各种各样的协议到底兑现不兑现。现在有很多世界五百强公司,你去问问他的供应商、经销商,对他们的压榨是非常厉害的,那人人平等都做不到,手段也不是善。所以产品和服务,以及怎么去做产品和服务,这是两个层次,你都要为善,那才能说是商业竞善。

陈思劼:今天探讨的是企业的公益基金会,目前已经超过了1000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民营企业创办的公益基金会。

1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好的案例,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存在一些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不管是在基金会内部还是基金会和外部的关系中。

吕建中:确实也有问题。有一些基金会打着基金会的幌子,以基金会的名义在渠道方面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从更加基础的层面讨论基金会的运作,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企业基金会的定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当中,有一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要去企业化,还是大胆地正当用商务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郑卫宁:我们基金会没有金主,是残疾人自发成立的。现在基金会的决策层也就是十来个残疾人、亲属和义工,决策比较快,缺点是在资金上基本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况下最后走出自己的特色,就是靠股权的管理、多产业的发展。譬如说,吃住在一起是残疾人就业的问题,只要解决了,任何产业就可以导入。

秦朔:我们基金会的政策上现在还在不断地改善。相比于国外,我们的基金会每一年要使用资金的比例以及当年募集资金的比例,我们规定相对比较苛刻,所以国外的基金会有更多的资金做投资,这样的话就滚动起来,从大的角度更多地回馈于社会。

我们这方面有问题,真正有运营能力、专业优秀的人才,到公益组织里面相对较少,因为基金会支付不了他很高的待遇。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基金会、企业创始人的基金会,很多概念之间还很含糊,中国大量的企业基金会事实上还是企业的老板或者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年给你布置两三个工作,它的独立性是不够的,还是把企业基金会当成类公关,或者员工凝聚力,或者召集一些利益相关人一起去做,总体上还是辅助性的。但在国外来看,中间的分离非常清楚,它刻意地回避和公司之间的联系。

陈思劼:隐含课题是,企业基金会的来源一定和企业家息息相关,企业家本人对这个基金会的想法一定会和基金会的运作,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有非常深刻的联系。企业基金会发展到今天,究竟什么样一种地位和状态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可能也有不同的类型,有可能确实是企业家的基金会,也有可能是企业关联的基金会,也可能和企业不关联,脱钩也是一种模式,但是每一种模式中间都有一个合适的形态,这个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

秦朔: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企业家通过基金会的方式去造福社会的思考,跟国外相比这个思考的局限性比较大,不是说企业家不想去做,而是我们习惯了什么都是由政府去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想问题天然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觉得什么事我是不能做的,我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政府不允许。

吕建中:很多基金会是企业家创办的,但这不意味着,基金会的精神就是企业家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无论任何形态的公益基金会,都是它生命所在。如果一个基金会没有这种精神的传承,它就永远是东打西撞的状态。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容纳各种形式的基金会,但无论哪一种形式,基金会最后的作用仍然会回到问题的原点,就是能不能用一种商务的模式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并且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如果能够落到这一个层面上,各种模式都可以。

郑卫宁:我们在深圳是一个受助群体的身份,跟各类的基金会打交道,我说一下我这个基层的体验。企业基金会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未来要大发展。我们国家慈善还面临着一个去行政化的问题,政府做的慈善基金会太多。这个基金会的总干事几天以后换成了另外一个基金会的总干事,大家换来换去,项目越来越雷同,有点像旅游纪念品,你到北方和南方卖的都一样,缺乏活力。

企业基金会的用人不是这样的套路,往往用的是老板的亲人或者战友,可能是很有能力的人进来,这种情况下会把一些社会上比较有活力的东西带到工作方法上来。

陈思劼: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到今年是10年的节点上,如何展望它未来的发展?

郑卫宁:未来的企业,每一个都会越来越注重社会责任,现在能看出来这个趋势。一个企业的生存不容易,要顶住各种的压力,尤其是民企。我希望中国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基金会,企业生存不容易,做公益也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吕建中:未来的商业将会更加公益化,未来的公益将会更加专业化。从传统的非盈利到未来的共同盈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秦朔:中国的经济在未来5—10年可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公司世界五百强数量差不多会在3年内变成第一,中国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现在跟美国已经差不多,我希望中国企业的基金会能够在未来的5—10年时间里实现起码10倍速的增长,才能够匹配我们财富如此快速地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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