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要闻

分享到微信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10年·公司100

第一财经周刊 2019-01-19 18:06:46

责编:孙祺

作为一本商业杂志,《第一财经周刊》自创立伊始,便将报道公司作为目的和意义。

(该文章为2018年第一财经周刊精选内容)

公司是什么?如果说人类社会同时也是商业社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公司就是社会最基本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司人。

过去10年,周刊以大公司(体量大且在行业里举足轻重的公司)、快公司(高速成长的公司)、炫公司(产品、商业模式或运营方式时髦有趣的公司)为报道架构,记录了无数公司的成长变化,遵循普世的价值观和商业逻辑,探寻它们如何赚钱、如何对社会产生价值,以及如何犯错。

你即将看到的这辑公司手册,由编辑部从过往所有公司报道里挑选出的100个公司组成。我们尝试用最简明的词条形式来概括它们的10年。

某种程度上,这100个公司词条所展现的,也是一部中国商业10年简史。这100家公司,有的在过去10年逐渐式微,从舞台中心离开;有的历时尚短,但已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有的走出了一条漂亮的上升曲线;有的却划出了令人唏嘘的抛物线。

你可以从中发现,到底是哪些事物在真实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哪些传奇其实不过如此,哪些历史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

这是中国商业值得书写的10年。

我们共同的见证充满意义。

它们包办你的生活

7-ELEVEn

铃木敏文创造了7-ELEVEn,世上从此有了便利店。某种程度上,它重构了当代城市的零售体系。7-ELEVEn的经营法则也成为所有“便利店学徒”的圣经。不过在中国,它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赢家。2008年它进入上海,但在规模上输给了快速扩张的全家,不过随后它证明,精细化管理和盈利能力,才是便利店的取胜法宝。最近两年,同行们正在尝试用新技术概念挑战7-ELEVEn的地位,但目前都未成功。

滴滴出行

《第一财经周刊》第一次报道滴滴还是2013年,当时它的名字是“嘀嘀打车”(2014年因为商标纠纷,它才改名),与一家名叫“摇摇招车”的App并列,被视作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生活的又一个萌芽。6年过去,滴滴赢得了整个市场,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惊人的找钱和花钱能力。如今滴滴的估值达到500亿美元,而累计融资额超过200亿美元。2015年,滴滴和快的合并,2016年,滴滴与Uber中国合并。滴滴成为典型的“巨婴”公司,没有与规模匹配的管理和自觉。虽然统治了市场,但滴滴仍困扰于如何赚钱(今年上半年它亏损40.4亿元),更要命的是,它忽视了用户的体验和安全,如今,它正为自己的高高在上买单。

网易

过去10年,是门户消亡的10年,网易也因此沉寂。事实上,这家公司一直倚靠游戏业务支撑,而这是一个受监管影响巨大的行业。10年前,《第一财经周刊》就报道过网易代理的《魔兽世界》因为监管遇到业务难题—今年成为话题的游戏审批停止,网易在2009年就遭遇过—而《阴阳师》的爆发,又让它的财报一下子亮眼。网易一直在寻找游戏以外的第二条赚钱道路,它孵化了电商业务网易考拉和网易严选,以及网易云音乐,它们都面临激烈竞争,但至少提供了可能性。正如《第一财经周刊》2017年所报道的那样,网易正试图“重回舞台中央”。

阿里巴巴

作为也许是过去10年间中国最明星公司的代表,阿里巴巴登上《第一财经周刊》封面的次数达到了9次。2009年第一次对阿里巴巴的封面报道中,我们还在讨论淘宝怎么才能挣钱,如今再问这个问题几乎等于讲笑话,大家甚至已对每年“双11”都如期刷新的交易数字感到麻木。2013年之后,成为巨型买手的阿里巴巴在物流、零售、社交、文娱等各行业领域广寻交易标的,最终将自己养成商业巨擘,从衣食住行及娱乐各方面包办中国人的生活。如今这家公司在形容自己时,爱用的名词已经是经济体了。而马云谈到自己时最爱的名词则是马老师,2019年他将从阿里巴巴“退休”。

红杉资本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海外,诞生于硅谷的风险投资基金红杉资本都是藏在近年所谓“新经济”大潮背后的大赢家。这家基金参与扶持了Airbnb、京东、爱奇艺、链家、美团点评、摩拜、拼多多、陌陌、豆瓣、大疆、优客工场、蔚来、Bird等一系列明星互联网项目的初创阶段。此外,在中概股回潮最高峰的2015年至2016年,红杉对于麦考林、汽车之家、聚美优品、奇虎360等上一代互联网公司的私有化过程同样兴趣盎然。在《第一财经周刊》持续多年的中国VC价值榜跟踪中,红杉中国的表现总是位于前列。

饿了么

创立于2008年的饿了么,第一次被《第一财经周刊》报道要等到2012年。彼时的中国创业者刚从千团大战的硝烟中睁开眼,忙着打扫战场的美团尚未意识到外卖业务的价值。有意思的是,此后数年,饿了么与美团正是在不断争夺商家与用户的过程中,耗死了包括大众点评、百度外卖、淘点点、到家美食会在内的一众对手。多轮融资之后,学生团队创业的饿了么最终在2018年被阿里巴巴以95亿美元收购。变成后者新零售业务中的一枚棋子之后,它被用来继续狙击已经高价上市的美团。尽管此前争议颇多,但饿了么依然在努力拓展我们“吃的半径”。

蚂蚁金服

在2011年年中阿里巴巴与软银、雅虎的争议性交易之前,外界只识得当时中国最便捷的在线支付工具之一“支付宝”是阿里巴巴的一部分。但到了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以封面故事关注到支付宝发明的创新型货币基金产品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阿里巴巴会成为银行”的可能性。在支付结算、信用贷款、理财产品销售、个人信用消费和在线基金等业务之外,众安保险、消费贷款产品“花呗”,以及名为“芝麻信用”的个人征信等产品的试水,都被认为是另一轮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代表。2014年10月完成集团架构重组之后,我们开始习惯“蚂蚁金服”这个新称呼,随着其估值在4年内从450亿美元升至1500亿美元,它毫无疑问已经是全球最贵的未上市公司之一了。

小米

小米是典型的快公司。2012年它才推出自己的第一款手机,靠社交营销创新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黑马,是当时手机行业中的一条鲶鱼,第二年就当选了《第一财经周刊》的年度公司。那一年小米还推出了第一款智能家居产品小米路由器,“生态链”这种名词也从此被年轻人熟知。小米故事的重要章节在2015年之后。靠线上模式运转的小米陷入渠道和供应链瓶颈,雷军亲自出马解困,此后“小米之家”越开越多,小米系智能硬件越来越多。尽管雷军对“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执念没被投资人和市场认可,小米还是以相比路演时缩水一半的估值于今年在港交所上了市。

美团

过去10年,美团扮演了一个收割者的角色。它只用8年时间就收割了多个热钱涌动的领域,从团购、到店餐饮、酒店再到外卖。在这些领域中,它都不是先发者。美团用事实证明了先发优势并非绝对优势,因为创业公司都会犯错,其中很多还是致命错误。美团找到这些错误,并以此为突破口。2018年,美团4月收购了摩拜,9月登陆港交所。王兴在饭否被关时还是个“忧伤的年轻人”,如今他终于变成得意的中年人了。

腾讯

发生在2010年的“3Q大战”,让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用户都感到愤怒又失望,但也让腾讯打开了向“开放平台”转型的大门。2011年横空出世的微信又快速成长为国民级应用,这给了腾讯在移动社交时代绝对的控制权。投资则成为另一大重心,通过它,腾讯侵入了此前没做过或者没做好的电商、网络文学、O2O、金融、文娱等领域,市值在10年间增长了12.7倍,一度和阿里巴巴共同被国内创业公司视为两个“爸爸”。但长期将游戏视为最重要的收入引擎让腾讯在游戏版号停发之后陷入困境,2018年以来腾讯的股价已下跌4成,其下一步改革为业界所关注。

稳定型选手

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在这10年的开局并不顺利,它高估了奥运会的影响力,低估了经济危机的危险,盲目扩张,陷入库存危机。《第一财经周刊》对这家德国运动产品制造商的报道,也聚焦在它此后的复兴计划。它深入中国各线城市,提升零售门店的效率,迎来反弹。2015年,凭借一系列爆款运动鞋,它的品牌口碑也实现逆转。如今的阿迪达斯更看重运动时尚领域,它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对时尚潮流反应迅速的公司,以此赢得年轻人。

耐克

过去10年,耐克经历过零售端的下滑和竞争对手在细分市场的挑战,但它始终是运动用品行业的领先者。它自己将其归功于技术和性能。耐克当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比如《第一财经周刊》曾经报道的Flyknit技术,以及它与苹果的合作,但这个品牌最有价值的仍是它讲故事的能力。不论是2008年奥运会时针对刘翔退赛的社交网络营销,还是今年9月发布的以美式橄榄球联盟球员为主角的引发巨大争论的广告,耐克在营销上鲜有失手。

Google

过去10年有两个Google。一个是全球最擅长依靠广告赚钱的互联网公司,拥有一堆全球流量最大的互联网产品,它们帮助Google每年获得上百亿美元的利润,股价比10年前高了4倍。另一个是不断尝新、但尚未找到方向的创业和投资机构。它在社交网络、智能硬件上遭遇失败,如今把宝押在人工智能上,但这一切都尚未能在商业上替代广告业务。2015年,它索性把这两个Google分开,成立Alphabet,创新和投资业务则从Google中独立出来。《第一财经周刊》对它的记录集中在2010年之前,包括它在2008年“雪灾”中的表现、它对安卓的期待和在社交网络上的失败。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内地市场。

苹果

《第一财经周刊》对苹果的第一次报道,是在2008年。那一年,苹果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零售店在北京三里屯开业,苹果推出iPhone 3G;同年,中国政府开始发放3G牌照,5年后则是4G。苹果,准确地说是iPhone,彻底发挥了这两项技术的潜力,重塑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让自己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乔布斯的设计理念、商业模式,甚至穿着和演讲用词,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甚至“宗教”的地步,苹果所做的一切都成为商业世界的范本。但在他去世后,有关苹果报道的关键词逐渐变成“缺乏创新”,它试图把iPhone复制到所有尺寸的手机上,这保证了它的利润,但苹果的产品已经变得不再激动人心了。

博世

博世是汽车业最有名的“隐形冠军”。过去10年它依旧牢牢把持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对于汽车上最能赚钱、技术门槛最高的部件,它大都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但随着汽车技术的革新,它仍有强烈的转型焦虑。它不想局限在汽车里,而希望变成一个物联网的服务商,这意味着聘用更多软件工程师,与硅谷公司合作,放弃曾经赚钱的发动机零部件……这个过程目前还在进行。

复星

复星在过去10年最大的优点是踩准了点。这家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将投资策略向现金流好、抗跌性强的轻资产转移,以“消费升级”为主要投资方向,瞄准中国新中产阶层的需求,聚焦消费、旅游和健康,在入股或收购Folli Follie、Club Med、太阳马戏团后,最近几年频繁出手收购包括LAVIN在内的欧洲老牌奢侈品品牌。2011年之后完成几次对海外保险业务的收购之后,《纽约时报》将它比作迷你版本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的公司。

平安

《第一财经周刊》对中国平安的报道10年来一直在持续,从2008年它抄底富通失败,到2013年收购深发展银行后的重组,及至2014年互联网的新一拨机会袭来后,它围绕核心主业投资平安好车、平安好医生的尝试,还有之后陆金所的快速崛起—历经10年的低谷波峰,从海外投资到国内投资,描绘了一家举足轻重的金融公司的变化曲线。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平安的下一个马明哲在哪里?

新浪

新浪的经历正好印证了门户的衰退和社交网络的繁荣。2009年模仿Twitter形态诞生的新浪微博战胜了同期竞争对手腾讯微博和网易微博,为新浪赢得了移动社交互联网的入场券。这张券同样被阿里巴巴看重,后者从2013年以18%的占比入股开始,到2017年时已增持微博股份至31%。交易为微博带来巨量的电商广告收入,打开了流量变现窗口,也帮助它有效抵御了当时来自微信的分流冲击。2014年,新浪将微博业务分拆,更名为“微博”并且在纳斯达克上市。其后,微博成为中国影视娱乐产业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明星营销和粉丝经济为其贡献了重要的流量和收入,用户体验却成为牺牲品。这恐怕也是虽然微博这两年的财报都非常好看,但仍让人感到隐忧的原因所在。而对于新浪,除了微博股东这个身份,今天外界说到它的时候似乎已经没什么谈资了。

太古地产

过去10年在内地市场交出5个商业范本般项目的太古地产,擅长讲的是所谓“慢工出细活”的故事。《第一财经周刊》曾经报道过这家公司在4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关键布局——从烂尾项目修改而来的三里屯太古里,最终成了京城的潮流地标;花了12年打磨的广州太古汇,将顶级的商场设计理念和高附加值品牌一同带入羊城;成都远洋太古里复兴了一度凋敝的大慈寺街区,与隔街相望的IFS共同重塑了成都市中心;占据市中心黄金地块的上海兴业太古汇,则是针对新一代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回应与探索。在内地商业地产突进的10年间,依靠品质把控和品牌迭代,太古地产确实把握住了传统商业综合体、开放式街区商场和精品酒店的开发秘诀。但更高的时间成本,也让它不得不几次穿越中国市场的剧烈变动周期,直面越来越年轻化的消费群体以及更难捉摸的潮流趋势。

星巴克

星巴克在周刊的第一次亮相有点儿尴尬—2008年7月,它在美国本土市场备受煎熬,又在中国市场收到了来自Costa等品牌的战书。好在它很快找回了节奏。2017年,星巴克收回了内地合作伙伴的代理权,加快在新一线及二线城市的开店速度。2018年星巴克过得相当丰富,灵魂人物舒尔茨宣布退休,在上海开了“烘焙工坊”,还与阿里巴巴合作了外卖业务。尽管遭遇了瑞幸咖啡这样的短期烦恼,但未来中国整体经济放缓对它才是真挑战。

欧莱雅

这家法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经受住了考验。1997年进入中国的欧莱雅,在中国的第二个10年是随机应变的10年。尤其最近5年,欧莱雅这样的外资快消品公司受到了可能是进入这个市场以来最大的冲击,本土品牌崛起、消费信息日趋对称、消费习惯改变……欧莱雅倒是反应比较快速,最新的产品、最新的技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营销方式、最新的消费趋势、最新的线上渠道……每一个它都积极跟进,其成果就是在中国市场始终保持了双位数销售增长。

百胜

首先你要知道,百胜中国和百胜已经不是一家公司了。2016年11月,百胜将中国业务拆分出来成立了独立公司。这是一笔由对冲基金和激进投资者推动的交易,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中国业务的巨大贡献。独立的百胜中国更注重扩张,它在肯德基和必胜客里增加了许多新菜品,并且仍然坚持提供自营的外送服务。不过,连锁快餐面临的根本难题一直没变:为了健康,人们不爱吃炸鸡、薯条和比萨了。

迪士尼

迪士尼是一家抗周期的公司。它生产梦,这是人类的刚需。它为这个产品找到了最赚钱的商业模式:把一切权利都留在自己的领地里,影视作品、周边、乐园,让消费者在其中循环消费。过去10年,它扩展了梦想产品的边界。2009年,它收购了漫威(2006年则是收购了皮克斯),此后8年,全球票房最高的20部电影里,有近一半是迪士尼出品的。2011年,它把迪士尼乐园带到了上海,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收益。即使手机屏幕占据了人们大部分时间,迪士尼似乎还是有办法继续贩卖梦想。

宜家

这家创立于1943年的公司开创了“家居民主化”的时代,把它的设计风格和定价策略带到全球。而在中国,它成为一个阶层的审美教育者,如今已经普及的“生活方式品牌”概念,它算得上开创者。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宜家不得不学习如何应对电商的挑战,这是宜家当下最大的课题。它也正在尝试把零售业变成服务业,开设宜家风格的酒店、公寓和联合办公。公司创始人英格瓦2018年去世了,但宜家仍在扩张。

麦当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今麦当劳中国已经算是一家本土公司。2017年股权交割完成后,中信在这家新公司的股份占比为52%,麦当劳则只有20%。过去10年,麦当劳这样的快餐连锁生意在中国其实不如从前好做,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饮食趋势让消费者减少了走进门店的次数。麦当劳在中国也做了很多本土化的菜单改良,利用数字化技术改进门店,利用当红偶像和潮流影响来吸引年轻人。品牌和它代表的文化仍是麦当劳最重要的资产。

LVMH

年轻化和数字化几乎是过去几年奢侈品全行业的最大命题。身为奢侈品行业多年的领先者,LVMH对数字化的决心也更大。这家公司从2014年开始为旗下的葡萄酒烈酒、时装皮具、香水美妆、钟表珠宝和精选零售五大事业部分别布局电商渠道。此外,它全面收购Dior,投资不知名的年轻设计师,进军奢侈酒店业和旅游业,甚至还买下了威尔士健身。老对手开云集团旗下的Gucci最近两年表现强劲,给LVMH带来了烦恼。未来这两大奢侈品集团之间的竞争仍将持续。

资生堂

这家日本化妆品公司在中国市场有点逆袭的意思。消费升级趋势、海淘和出境游增长以及社交网络营销帮助这个1981年就进入中国,但此前表现一直平平的公司突然变成行业明星。CPB、SHISEIDO等高端品牌的爆发帮助资生堂在2017财年业绩飞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追平日本市场,在未来3年的计划中,资生堂的目标是成为亚洲市场第一、全球高档化妆品市场前三名。

无印良品

过去10年,无印良品在中国市场经历了从“高冷”到“活跃”的过程。2005年它在上海开了首店,3年后才在北京西单大悦城开出了第二家店。虽然在中国的定价比在日本本土贵了一倍左右,但其极简设计和品牌理念为中国新一代年轻消费者打开了“生活方式”的大门。在这个意义上,无印良品对中国市场的价值可能要大于品牌本身。随着竞争加剧,2014年至2018年,无印良品共经历了共9次“新定价”,2017年它把餐厅生意带进中国,2018年又在深圳开了酒店,门店则继续下沉到甚至三线城市。不过今年的中期报告中,这家公司仍遭遇了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同店销售额下跌。

行业变革者

京沪高铁

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铁建成,短短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铁国家”。而京沪高铁是其中投资额最高,也最赚钱的。2011年通车后的第4年,京沪高铁便开始盈利,2017年,它每天就能赚得3500万元的利润,且已经准备上市。京沪高铁的风光背后不能忘记两件事:一是北京和上海两座超级城市的商业聚集度;二是除它之外,其他高铁也是好生意吗?

Uber

过去10年,Uber在全球掀起一场“共享主义运动”。它用一个App链接了人们的闲置资源,这个主意启发了无数创业公司。被模仿的还有它极具攻击性的商业模式。它总是用最低成本毫不犹豫地攻击每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不惜发生冲突。但在中国,Uber却遭遇恶战,双方疯狂地燃烧金钱,最后它把中国业务卖给了竞争对手。而Uber公司文化的丑陋一面,也随着创始人的离开暴露无遗。如今的Uber把希望寄托在自动驾驶上,它认为这是比打车软件更革命性的技术,不过大量的投资和补贴让它面临亏损。2018年年底,Uber终于提交了IPO申请。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最终会是怎样的命运,尚未可知。

Airbnb

Airbnb成立至今刚好10年。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之一,Airbnb试图像它的名字一样,用最轻便的方式解决人们在旅行中的居住问题。但Airbnb却越来越重了。它花费大量精力让自己在每个市场合规,它花钱包装平台上的房间,让它们变得更像客房,后来索性建起了自己的酒店。如今的Airbnb上,除了房子还能找到餐厅和机票。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传统的酒店集团+OTA平台了。

特斯拉

特斯拉是如今商业世界无可争议的摇滚明星。它以一己之力把世界推向电动车时代,并且打破了汽车业百年来定下的所有规矩。它成为所有想在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技术上有所作为的产品的比对标杆,品牌本身也成为一个奇迹:很少有人拥有它的产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喜欢它。摇滚明星的另一面是巨大争议。特斯拉长期亏损,数次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天才CEO”还不断在社交网络上制造麻烦,同时制定超出常理的发展目标,让员工遭受煎熬。目前,特斯拉还未彻底证明自己将是下一个能源时代的赢家,但它仍是最有可能的一个。

港交所

《第一财经周刊》关注这家交易所始于2012年,香港IPO市场进入低谷,“沪港通”与“深港通”业务的开通也未能有效挽回局面,它还失去了阿里巴巴这一当年全球最大IPO项目。港交所的求变之心,最终在2018年爆发—在认可了“同股不同权”架构、放宽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标准之后,这家交易所明确提出要欢迎“新经济公司”。包括小米、美团点评、海底捞等巨额IPO项目的最终落定,使港交所在2018年重新回到了全球交易所的头名,它的好日子似乎又回来了。现任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是这一系列变化的主导者。

顺丰

顺丰一直是国内物流公司的品质代表者,可能也是对“核心竞争力”理解得最到位的公司之一。不过顺丰也有它的业务短板,比如它于2014年尝试过便利店项目“嘿客”和生鲜电商生意。2018年,顺丰收购了德国着名物流商DHL的在华供应链业务,意图进一步提升自身综合物流解决方案能力。2017年顺丰在深交所上市时,普通快递员成为敲钟手之一,这一幕其实也是电商和O2O生意过去10年急速发展的别样见证。

招商银行

2011年,《第一财经周刊》就报道了招商银行如何从一张信用卡开始,与年轻人拉近距离。之后这家银行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出一个能与互联网公司竞争的手机App上,以此增加用户黏性。这些事情在其他行业并不鲜见,但在本土银行业,招行仍是最看重个人用户的一家。原行长马蔚华曾是这家公司的代名词,但在他离任后,招行似乎没有更多创新之处了。

一条上升曲线

OPPO

过去10年,OPPO一步步从县城走向大城市,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行业的舞台中央。2011年,OPPO在四线城市成为市场份额最高的手机品牌。其标志性的绿色招牌在小城市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对渠道极强的把控力让它迅速占领市场。2016年,OPPO首次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厂商榜单前五。而在进入高端市场时,OPPO依靠的是明星代言,这种方式一度有效,但近两年瓶颈显现,如今OPPO想要改变营销为王的策略,回归产品本身。

亚马逊

亚马逊早已不是一个电商平台了,如今它是全球市值第二的超级公司。图书、零售、物流、云计算、流媒体、人工智能……它每进入一个领域,都会让行业的现有玩家胆寒,它甚至开始赢得一堆艾美奖了。亚马逊的股价是10年前的20多倍,正中要害的布局和执行能力让它做到这一点。不过和其他美国技术公司一样,它无法顺遂地赢得中国市场。《第一财经周刊》报道过Kindle进入中国的难题,它的物流、云服务和电商业务,也都败给了本土对手。

吉利

2008年时,吉利还是本土汽车公司中较小的一个。2010年从福特手里收购沃尔沃成为它的转折点。《第一财经周刊》追踪报道了这笔交易的经过和后续,“蛇吞象”并不是它真正的惊人之处。收购之后,吉利成功吸收了沃尔沃的人才和技术,大幅提升了自身产品的水准,并在2017年成为销量最高的本土汽车公司,而沃尔沃也实现了复兴和增长。这是本土汽车公司从未做到的事。这也让该收购成为过去10年中国公司最成功的海外收购之一。

华为

2008年,《第一财经周刊》报道的华为还在考虑出售手机业务,以获取资金,进入美国电信市场—当然,不是现在风光无限的智能手机生意,而是贴牌生产的上一代廉价手机。2012年它才推出搭载安卓系统的P1手机。如今,这家开创了“狼性文化”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公众心中的第一形象已经变成着名的智能手机品牌。华为在4G时代大获全胜,不过在5G时代它将危机重重。这种危机不是来自技术储备不足,恰恰相反,在逆全球化的浪潮里,越强大的技术意味着越大的威胁。

戴森

10年前,英国发明家詹姆斯·戴森肯定不会想到,他那些以数码马达为核心零部件的电子产品,会成为数亿人口消费升级的象征。这家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工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戴森自己都承认,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这或许是为什么它一开始把中国市场完全交给代理商捷成。戴森(还有苹果)证明了,只要深入了解人们真正在意什么,并解决问题,消费者愿意多花钱。

英伟达

《第一财经周刊》通常将英伟达与高通、英特尔等公司对比观察,这几家公司都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拓展芯片种类,以支持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学习等技术。而过去两年,因为加密货币的兴起,被作为“矿机”使用的英伟达芯片大受欢迎,它的股价在3年内增加了近20倍。但这显然是个不可靠的利润来源,加密货币的价格一旦下跌,它的股价就会受挫。相比之下,英伟达更长久的未来可能是在自动驾驶、物联网等行业。

优衣库

这10年,优衣库让中国消费者接受了“基本款”。2008年,优衣库绝大多数的营收仍然来自日本本土;10年后,它的海外收入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市场贡献最大。人们将它与ZARA、H&M等快时尚品牌并列,但它一直试图撕掉这个标签。它把面料技术作为主打的优势,并且力求让自己变得更潮。为此它聘请了来自奢侈品行业的创意总监、签约体育明星、扩大联名合作的范围。如今的优衣库早已经不是10年前的优衣库了。

软银中国

因为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带来超过1000倍回报,孙正义和他的软银资本成为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最明星的风投机构之一。在中国,软银的业绩同样瞩目,包括阿里巴巴、分众传媒、PPTV、华大基因在内,很多你熟悉的公司背后都有软银的身影。最近一则关于它的令人寻味的消息是,2016年,软银收购了英国芯片公司ARM,今年它将其子公司ARM Holdings中国业务51%的股权出售,而收购方有中国政府背景。

慢公司

豆瓣

在过去10年的互联网发展历史中,豆瓣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文艺、清新、有用户、有数据,但就是在商业变现的问题上慢吞吞。当然,一些变化确实发生了,“豆瓣时间”赶上了2017年知识付费的大潮,内容原创和数字阅读业务“豆瓣阅读”在2018年拆分为独立的公司,而不那么赚钱的票务、电商、FM陆续被放弃,看起来最近两年豆瓣变得积极一些了,阿北甚至谈到了上市话题。但是,它的速度恐怕需要再快一点。

知乎

以2013年为界,知乎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高质量的封闭社区,以及大众化的开放社区。前一个阶段解决的是人、话题、问题之间的逻辑问题,后一个阶段解决的是内容质量、商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第一财经周刊》在不同阶段关注了这家公司的成长,包括它如何以城市管理的逻辑管理社区,如何引入腾讯、搜狗的投资,以及它如何学习赚钱。

哔哩哔哩

在视频网站领域,哔哩哔哩(B站)的规模根本排不上号。但这个名字是一个文化标签,它代表了中国的二次元文化,有时甚至代表了年轻人。B站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或技术门槛,弹幕功能,以及这个拗口名字的创意,都是来自日本的前辈网站。但它创造了一种话语体系,成为一个能让人迅速划分“自己人”的品牌。但商业上,它始终找不到把这种文化价值变现的方法,同时,它也面临版权和政策风险。在被几大巨头投资并且上市后,B站已经没有那么二次元了。B站展示了一种亚文化是如何走向主流,并最终被主流吸收的。

拼多多

拼多多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变成了一家大公司。它诞生于2015年,一个淘宝和京东已经统治中国电商市场的时代,3年后,它已经赴美上市。《第一财经周刊》不仅关注了它高速增长的商业模式、备受争议的质量问题(如果你还记得淘宝挑战易趣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些质疑并不新鲜),更描述了它背后的另一个消费世界和生产世界。拼多多再次提醒人们,中国有无数个模样。

WeWork

在2010年WeWork成立之前,没有一家以出租办公室为生意的公司能获得如此高的估值—420亿美元。这或许是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商业地产出租,甚至不是联合办公这个主意本身。正如《第一财经周刊》在2016年总结的那样,这家公司通过“嬉皮士”“有趣”“千禧一代”“酷”这些概念来吸引租客,聚集了最有效的人。它的20万会员中不乏大公司雇员,甚至,许多大公司因此重新装修了自己的办公楼。2016年7月WeWork来到中国之后,收购了本土品牌裸心社。现在,WeWork不再满足于办公室,它已经启动了住宅和健身房项目,甚至建起了小学。

字节跳动

2013年到2014年,在老牌门户移动化转型的浪潮中,处于创业起步期的今日头条像是个不起眼的注释,但仅仅一两年之后,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和社区平台就已经在为它高效的爬虫技术,以及对于用户的强大吸引力而感到愤怒了。在将“火山小视频”“抖音”等近百余个产品聚合成为“字节跳动”的过程中,张一鸣终于因为价值观问题失掉了“内涵段子”。但对于这家公司而言,面向未来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750亿美元的估值应该也有增长空间。毕竟算法没有价值观,资本很少有。

行业有风雨

高通

高通是又一个移动互联网红利的获得者。它在智能手机这个过去10年爆发最快的产业,树立了最核心的技术门槛(3G和4G网络),这让它以最强势的方式(“高通税”)赚取高额利润。随着智能手机,准确地说是iPhone的风行,高通也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有权势的公司。但这也给高通带来危机,它与最大客户苹果闹翻,最近两年身陷专利费官司,而4G的红利也逐渐耗尽,它对5G时代寄予厚望,但想保持如今的统治地位并不容易。

360

360最受关注的时刻是2010年和2011年间,它与腾讯QQ的那场着名恶斗。《第一财经周刊》对此的报道标题是《绑架》。360在2011年登陆美股市场,周鸿祎给投资者讲述的是一个免费、第三大互联网公司的故事。到了2015年,周鸿祎提出私有化邀约时,这家公司已经在硬件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多次走了弯路。它先后试图与酷派、乐视合作,进入手机市场,但都失败了。如今,已经没有人会把它与腾讯相提并论。

苏宁

这家公司在10年间改了两次名。2013年,它由苏宁电器更名为苏宁云商,2018年年初,又改为苏宁易购。《第一财经周刊》在2012年报道了京东在电商渠道对它的冲击,此后苏宁开始了O2O革命。2015年,它接受阿里巴巴战略入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随后投资物流,布局金融,还腾出手来下注体育和娱乐产业,甚至还做了宽带运营商—这是一家传统家电零售企业面对互联网经济的自救过程。苏宁的反应还算及时有效。如果流量之争的时代告一段落,苏宁的下一个10年是什么模样?

丰田

丰田过去的10年,是丰田章男的10年。这名丰田家的继承人自2009年起担任这家全球最大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像《第一财经周刊》在2013年报道的那样,丰田章男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改变这家跨国公司迟缓的决策机制。如今丰田变得更开放,也更注重本地决策,不过全球冠军始终有个短板—它无法在中国获得同样的领先地位。它的产品数量落后于对手,也不愿在这里生产利润最高的豪华车。它确实运气不佳(比如遭遇外交关系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始终没像竞争对手那样all in中国。

福特

不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市场,福特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0年。金融危机中,它提前准备资金、卖掉海外资产,这帮助它躲过破产,率先复苏,利润和销量创造新高。有钱的福特也是汽车业最激进的转型者,《第一财经周刊》记录了它与硅谷迅速亲近的过程。但转型无法马上带来收益,福特股价大跌,管理层换血。在中国市场,它推出了一个激进的产品计划,并在2012年至2015年成为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之一。但随后的产品断档又让它陷入低谷。大起大落背后是传统与革新的矛盾。它希望转型,但大多数员工仍认为自己是个汽车公司;它希望强调中国市场的独立性,但底特律总部仍然视美国市场为第一位。

宝马

宝马是豪华车在中国狂飙突进的代表。如今它的中国销量是10年前的10倍。从未有一个市场的豪华车消费群体如此年轻、增长如此之快。宝马和它的德国同行分得了其中最大份的蛋糕。《第一财经周刊》记录了宝马借用奥运营销让自己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把4S店开进四五线城市,在沈阳建立最高标准的工厂……汽车业的核心当然是产品,但想要成为冠军,还得做更多事迎合消费者的口味。

比亚迪

2008年,巴菲特买下了比亚迪10%的股份。这家靠电池起家,汽车销量并不突出的公司,很快成为最知名的中国汽车公司之一。但它过于乐观,让经销商背负过高的销售指标,这险些摧毁了比亚迪的销售网络。在降低目标后,比亚迪成为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它展示了在中国,政策对一个利基市场的领头羊有多大帮助。红利享受到2016年,它开始面临激烈竞争和补贴退出的考验,它聘请欧洲的设计师,注重车的品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造一辆好车是在市场生存的关键。

SOHO中国

原本只在北京和上海投资的SOHO中国,一直是中国本土高端商业写字楼的代表。它的目标是把写字楼卖给一掷千金的大客户。但写字楼不好卖了。过去3年,《第一财经周刊》持续关注了潘石屹如何向创业者示好。他推出共享办公品牌SOHO 3Q,并且开始出租而不是售卖物业,花时间了解年轻人到底想要怎么上班。不过,随着SOHO 3Q的做大,它决定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稳定的大公司客户身上——就像WeWork那样。

中兴

如今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中,中兴已经没有姓名。但在诺基亚还未从神坛跌落的年代,它曾是一匹黑马。2011年第一季度,中兴的全球手机出货量排在第五代,次于诺基亚、三星、LG和苹果。从靠低端机+贴牌模式起家,到生产高端智能手机,中兴早期的发展路径和华为相似,但当行业走到岔路口,两家公司不同的选择造就了截然相反的命运。2012年,中兴拉响警报,陷入巨亏。为了扩大规模,它不得不牺牲毛利,而缺乏创新能力、内部管理不当导致它没能跟上行业变革的步伐。2016年和2018年,中兴两次收到美国政府禁令,付出巨大代价渡过危机之后,它正发力投入5G网络建设。

华谊兄弟

华谊成功的原因也是它后来失意的原因。尽管影视行业是过去10年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行业之一,但华谊的路似乎不顺。与明星和导演的高度绑定让华谊一度成为国内最亮眼的影视和明星经纪公司,不过王中军和王中磊认为这一模式太有风险,所以2013年前后,华谊转而大力投入IP授权业务和线下影视乐园,涉足文旅产业,这两大业务都业绩一般,前者竞争激烈,后者投入大回报时间长,两兄弟质押股本和套现的传闻不断。今年,华谊兄弟再次跌入谷底,成为崔永元在炮轰《手机2》之后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直接的牺牲品。

沃尔玛

过去10年,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在中国连续碰壁,多次入选“失意大公司”,背后是传统零售大卖场渠道的失效。从2010年开始,沃尔玛积极在中国尝试电子商务,投资1号店、增持京东、试水“速购”、把山姆会员店搬上了京东到家,同样在2010年,沃尔玛开始在中国尝试小卖场和便利店的模式,但最终这两种业态也并不顺利。沃尔玛宣布把在中国的投资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沃尔玛大卖场和山姆会员店,将在2020年年底前再开24家山姆会员店。

蒙牛

一家鲜奶业务销售贡献近乎于零的牛奶公司。《第一财经周刊》记录了这家公司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时回天无力的窘迫之态,以及该事件在此后的10年间,如何从根本上打击并长期影响了中国消费者对本土乳制品公司的信心。长期负面的消费者态度让蒙牛不得不学会出海收购成熟的乳制品生产及加工公司来建立品牌的正面形象。现在,蒙牛已经熟练运用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打法,并把寻求下一轮增长的机会放到下一个1990年代的中国—泰国市场。

赫斯特

赫斯特过去10年一直在重组。2011年,它买下了《ELLE》和《Marie Claire》,变成全球领先的出版巨头,它的投资部门早就是TMT领域的老玩家。赫斯特原本指望通过品牌整合应对新媒体的挑战,但似乎没什么用。2018年,它试图让自己的编辑团队更擅长数字业务。再强大的传媒公司,都必须面临新媒体转型的难题。

鸿海

郭台铭在1974年创立的这家公司是全球代工厂中最有代表性的车间。它的投产决策牵动着相关城市的神经,它的生产线状况是全球电子制造业的晴雨表。它代表了现代工业体系最高效的一面,但也展示了这种体系对人的异化。鸿海从来不甘于只做一个代工厂,它投资电动车公司、投资芯片公司,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全球制造体系里占据更高的地位,但这从来不容易。

H&M

自2007年进入中国,H&M在这个市场以激进的开店策略经历了大约六七年的好时光,却因为在数字化方面的迟缓反应陷入低迷—直到2018年,它才进驻天猫,远落后于同业对手。自营电商和天猫店的提速对业绩的改善很快就在财报里有了体现,但从长远看,H&M在中国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仍然比全球其他市场都更加激烈。

WPP

WPP在10年间跌落神坛的历程也折射出了整个广告行业的危机。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针对广告业的封面报道中,WPP还是当时最风光的代表,通过收购,WPP拥有了全球七大数字营销公司中的4家,在数字领域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而5年之后,WPP创下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最差表现。广告公司的传统金主快消公司大幅缩减营销预算,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甚至战略咨询公司都成了它的竞争对手。2018年4月,WPP集团创始人兼CEO苏铭天因不当的个人行为被迫离开,向来以并购著称的WPP开始了艰难的裁员和重组。

可口可乐

一家上百年来依靠贩卖糖水就能大赚特赚的神奇公司—10年来,可口可乐都希望摆脱这个标签。它收购过能量饮料、植物蛋白饮料、茶饮、咖啡、酒精饮料,推出无糖产品,甚至尝试用大麻提取物来制作饮料,目的就是摆脱“碳酸饮料=不健康”的标签,找到新的让消费者上瘾的办法。不过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但它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品牌,它的商标和设计仍然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人生如戏

三星

凭借智能手机的风口,三星一度从消费电子的竞争中胜出,直到2013年,它还是唯一对iPhone有威胁的对手。但在2014年,它在中国就被年轻的小米反超。2016年,Note7的爆炸,以及它自己更具破坏力的危机公关能力,让它在中国彻底失去地位。而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的统治者,也在韩国的政商动荡中遭遇冲击。其实手机只是三星庞大业务线中的一个分支,如今,它依靠芯片、内存等消费电子零件,仍然能够交出漂亮的财报,但这离我们的生活更远了。

IBM

IBM有107年历史,从收银机到服务器,它对转型并不陌生。但过去10年的转型,对于这头“蓝色巨象”而言尤为艰难,它要从一家计算机硬件公司变成一家互联网管理服务公司。它投资云计算、Linux操作系统和医疗人工智能技术,把廉价服务器和PC业务卖给联想,看上去都是正确的决策,但它就是无法获得当年的统治地位。《第一财经周刊》报道了背后的关键:这家制度严明、公司管理架构堪称范本的公司,太慢了。不过目前,IBM依然重要,它的服务器仍是全球互联网服务的基础设施之一。

联想

作为电子硬件生产商的联想集团,过去10年一直在收购“夕阳业务”。它买下IBM的廉价服务器业务、买下摩托罗拉、买下富士通。这帮助它的PC业务保持稳定,并且进入服务器市场。但联想寄予厚望的手机业务却表现不佳,加上PC式微,让它陷入困境。2016年,联想出现了7年来首次亏损,2018年方才扭亏为盈。另一边,联想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联想控股早已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投资机构之一了。

链家

现在的链家是什么颜色?赶上中国存量房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诞生于北京的“链家地产”用16年时间开出了8000家挂着统一绿色招牌的店面。2014年,这家公司去掉了名称中的“地产”二字,统一以“链家”作为品牌名。2014年,《第一财经周刊》在一篇关于租房的专题中,黄色商标的“自如公寓”是占据篇幅最多的主角。而刚刚过去的2018年,链家最大的动作是强推平台化的“贝壳找房”,那是个蓝色系的App。拥有万科、融创、腾讯、百度等投资方支持的链家还是一个拥有海量房产数据、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技术公司。或许什么颜色对链家而言已不那么重要。

京东

《第一财经周刊》第一次报道京东是在2009年,我们探究了为什么这家电商能把3C产品的售价降到那么低。第二年,京东就登上了封面故事。京东的销售额在4年内增长了27倍。当时刘强东说接下来要“踩刹车”,事实正相反,2014年京东获得腾讯投资,建立起了物流优势,成为淘宝和天猫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京东上市之时,我们刊发的《刘强东反对刘强东》讨论了刘强东对京东的强势控制权会对这家公司产生什么影响,4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有价值。

万豪

过去10年,酒店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Airbnb的挑战。万豪的选择是扩张。2015年11月,它用122亿美元收购喜达屋,拥有110万间客房,成为全球第一。但警报没有解除:消费者正在分化,豪华酒店的顾客要求更大的房间,而年轻人则选择Airbnb作为他们出行的居住首选。2018年1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数据泄露事件为万豪带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年被收购的喜达屋有5亿用户的信息被泄露。这不是好兆头。

百度

人们习惯把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统称为BAT,然而B已经远落后于A和T,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Google的离开让它获得垄断地位,而垄断没有让百度更好。回顾《第一财经周刊》对百度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它完成了多少次失败的尝试:2012年它收购了移动应用市场91,但这个业务很快衰落;它在糯米网上投入巨大,但完败于美团和饿了么;贴吧原本潜力巨大,但它为了广告收入出卖了用户。在电商和金融上,百度也落后对手。现在百度把希望寄托在AI,尤其是自动驾驶上,但这个业务还得依靠广告收入支撑。而广告业务背后的道德缺陷,正是百度最大的“恶性肿瘤”。2017年陆奇的加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但他很快离开。

Facebook

2018年之前,Facebook几乎一直都是处于全速狂奔的状态。《第一财经周刊》在这期间给了它“广告公司谋杀者”“搜索引擎的未来”等众多有分量的头衔,它收购了Instagram、WhatsApp和Oculus,逐渐发展成一个人口众多、财富殷实、领袖超凡、影响力惊人的“帝国”。2012年5月,Facebook完成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上市后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然而,狂欢到2018年终止。这家公司接连遭遇假新闻、数据泄露等危机,而它应对危机的方式就像一个普通大公司那样傲慢、迟缓。Facebook已经不酷了。

大众

大众这10年的历史,以一场惊人的收购开始,进入一个野心勃勃的增长通道,在一次严重的危机上跌倒。2008年,它差点被自己各种意义上的近亲保时捷收购,最后因为金融危机,剧情反转,大众反而并购了保时捷。这个庞大的汽车集团整合旗下品牌的资源,计划到2018年销售1000万辆汽车,超过丰田成为第一。一切顺利,直到2015年一场尾气数据造假事件让它损失数百亿美元,高管下台甚至入狱,品牌声誉降到最低。虽然依靠中国市场无可撼动的地位,它依然赚取高额利润,但大众仍需找回它赖以生存的品格:诚实地制造汽车。

国美

如果说苏宁在市场的变化中转型,那么国美则是稳住、求生。2010年,黄光裕事件引发公司内部震荡;接着国美出现控制权之争,并登上了《第一财经周刊》失意大公司名单。之后便相对沉寂。直到过去两三年,它以与华为合作1500家线下店重新被关注。

绿城

绿城在10年里面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2012年前后,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这家以品质著称的杭州地产商面临“活下去”的难题,董事长宋卫平成为各大财经媒体的报道对象,也在这年4月登上《第一财经周刊》封面。到了2014年,绿城和融创之间的股权转让风波再一次把这家公司推向舆论风口。过去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房子始终是中国人的焦点话题,但房地产却从来不是买方市场。绿城和宋卫平追求的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本应是核心,却成为公司竞争诸多要素里最可被轻易忽略的那一个—这也许是绿城带给我们最大的思考价值。

微软

2008年,微软还是一家卖软件的公司。《第一财经周刊》对它的第一次报道,是关于它如何打击盗版的。凭借已有垄断优势,时任CEO鲍尔默把微软的财务报表做得很漂亮。但它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收购诺基亚被证明是一个失败之举,它在Xbox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占领人们的客厅,但结果是,人们更喜欢小小的手机屏幕。现任CEO纳德拉的任务,就是引领这个巨人抛弃它最赚钱的生意,拥抱陌生的新业务,比如云计算,并取得成功。微软没有紧紧抱着旧王座不放,这让它适应了新时代。

海航

中国的航空运输规模已经连续12年位列全球第二,但这一市场全面开放的时间实际上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海航既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率先引入了股份制改革和服务管理体系,在三大航未能触及的支线航空市场大肆入场,并在赴美融券及港股上市的过程中初尝金融杠杆的甜头。到2010年前后,海航的野心已经迅速膨胀,它在资产租赁、大宗物流、产业地产、旅游酒店、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都以“踢轮胎的人”(意为“貌似有意的收购者”)的形象出现,并瞄准了行业关键公司;眼花缭乱的融资手段,则使得海航最终大多得偿所愿。这个庞大集团各业务板块的资产总和一度超过了1.5万亿元,转瞬之间,大买手变身大卖家,海航也因此在2017年和2018年都被收录进了《第一财经周刊》“年度失意大公司”名单。

万科

万科这10年,被最多人记起的一定是始于2015年的股权纷争。“宝万之争”结束后,万科进入郁亮领衔的新管理层时代。这家公司的管理执行力和企业文化魅力在业界被视为楷模,它也较早意识到地产业下行压力,主动寻求变革。万科曾是我们定义的第一批与中产阶层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公司,但近几年,它不断收购物流业务,并进入商业地产、教育、城市改造等领域,万科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已经没那么紧密了。它更像是一家以地产为基础,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城市服务商。

万达

过去10年,是王健林对万达去地产化的10年,他想对标迪士尼,建立东方好莱坞。周刊集中报道这家公司是在2012年之后,当时万达以31亿美元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AMC,正式成立影视制作公司。2015年它大肆收购布局体育产业,2016年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并购美国连锁影院Carmike Cinemas……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万达的文旅项目隐含着众多挑战,短期内难以盈利,企业负债严重。2018年10月29日,王健林的迪士尼梦最终被融创接盘。

携程

携程用切身行动证明了“消灭对手不一定是好事”。2015年之前,携程还声称要成为BAT之外的“第四极”,现在它已经不提这回事了。那时是它距离“第四极”最近的时候,当年10月,它收购了最大竞争对手去哪儿。后来,携程就离梦想越来越远。它消除了自己在OTA行业所有有竞争力的对手,自身也因此变成了满身大公司病的传统大公司,机票超售、捆绑销售、幼儿园虐童事件等声誉危机都是这段时间发生的。

宝洁

某种程度上,宝洁一直在中国市场扮演“导师”的角色。正如2008年《第一财经周刊》在《宝洁20年》一文中所说的,它是职业经理人的“黄埔军校”,它的管理架构、营销手段、渠道建设等技艺,成为许多中国本土公司的模板。但10年来,它也在失去中国消费者。它没有意识到这十几亿人正在快速进化,没有赋予本土团队足够的决策权,对电商和数字广告等新技术将信将疑,这些大公司病的症状,最终让它失去“导师”的光环。宝洁,也不再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公司了。

李宁

直到2017年,李宁才让自己变得不土。过去10年,这家本土运动公司的代表,把业务战略、管理建设、品牌定位、渠道发展等各个环节可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第一财经周刊》关注过它向经销商压货的库存危机,年轻化转型遭遇的订单下滑,核心高管出走的人事动荡。直到李宁本人回来重新掌管公司,一切才开始显得平稳起来。天猫为了招徕时尚生意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李宁以一个时尚品牌的姿态出现在纽约和巴黎的秀场上,它也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潜力之路。

索尼

过去10年,索尼展现了一家传统消费电子巨头如何在坚持原有业务的基础之上,从衰落泥潭中走出。2012年,平井一夫出任索尼CEO。此前,索尼已经连续4年亏损。他大幅裁员,卖掉了那些不赚钱的业务(比如PC),把游戏、娱乐、手机、电视机作为重点。除了手机,这些业务都复兴了。索尼也没有别的招数,只不过是用更高的效率,推出了更贴近用户的产品。2018年,索尼把银座的总部大楼变成了索尼公园,平井一夫也在微笑中退休。

融创

10年间,融创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赢家,但也犯过一些错误。2008年,当大部分房企圈地扩张时,融创固守一二线城市,保证了现金流,并在2010年上市。当它开始扩张时,错误也出现了。它试图收购绿城,但与宋卫平发生激烈冲突;它在2017年接盘乐视,结果发现根本补不上资金漏洞;之后,它花500亿元买下了万达的文旅业务,将之作为业务重心。但它能否消化自身的债务,并且真正转型成功,还未可知。

雷士照明

雷士照明是谁的?直到这家照明业的明星公司2010年在香港上市,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创始人吴长江视其为“自己的孩子”,而他引入的大股东同样如此。决策流程、管理层的行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法则,这些最基本的现代公司制度在雷士照明这里成了创始人与战略投资者的“江湖争斗”。最后,吴长江被投入监狱。彼时雷士照明的股价只有上市时的1/10。

无锡尚德

光伏产业是一个被政府补贴养大的行业,无锡尚德曾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从一开始,这家民营公司就被地方政府捧为光伏产业的旗舰,享受了超过国资公司的优厚待遇,这让它没有顾忌地大幅扩张。类似的公司在中国乃至全球涌现,使得整个行业产能过剩,泡沫破裂。2013年,尚德破产重整。

千橡

这家公司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人人网。2006年,千橡收购了校内网,并且在3年后把它更名为人人网。但这个拥有数亿用户的中国版“Facebook”却迅速衰落,在微博、微信、抖音接连占据人们的手机屏幕后,现在的人人网已经变成一个直播平台和一座社交网络记忆的坟场。而母公司千橡也从未真正努力地经营它,反而投资了旅游、娱乐等业务。2018年,千橡卖掉了人人网,价格是2000万美元。

百盛

过去10年,百盛经历了从零售业的顶端滑落并寻找转型良方的曲折历程。从“外资第一店”到如今年轻人眼中的“老百货”,百盛也是传统百货业态遭遇冲击的一个缩影。《第一财经周刊》分别在2013年和2017年记录了它业绩滑落和寻求转型的过程。2012年,百盛业绩出现了自上市以来的首次下滑,2013年,百盛开始陆续关闭业绩不佳的门店。2015年它尝试过推出自营服装品牌,但很快放弃。现在它也开了针对年轻人的购物中心,只是在这个新业态里,它已经没有过去的地位了。

锤子

锤子科技的知名度始终没有超过它的创始人罗永浩。锤子科技成立的2013年,以小米、华为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品牌正在兴起,作为一名外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和成功的演说家,罗永浩认为自己也有机会。回顾《第一财经周刊》对锤子的报道,这家创业公司始终没有解决一家硬件公司的基本问题:量产和供应链。锤子的细节创新和罗永浩本人,确实为它带来一些拥趸,但拥趸人数不足以支撑一家创业公司的发展。如今关于锤子的报道,除了新发布的日用杂货,就是被收购的传闻。它证明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当你要靠卖产品赚钱时,演讲才能帮不了太多。

诺基亚

直到2011年,《第一财经周刊》还在关注诺基亚能否力挽狂澜,虽然它当时已经失去领先地位,但仍有机会。然而在2011年,诺基亚犯下致命的错误—它放弃了塞班(这没错),选择了Windows Phone系统。最终,诺基亚以37.9亿欧元卖身微软,微软很快又把它甩给富士康和HMD,价格仅为3.5亿美元。除了手机之外,它最具价值的高清地图业务也卖给了汽车巨头们,2018年的诺基亚已经是一家通信技术公司,和热闹的当下无关。

ofo

ofo一直在快进。2014年成立时,它只是一个同好会组织,一群大学生找到了不错的生意模式。2016年,ofo和竞争对手被资本看中。短短两年,它们吸收了上百亿元的融资,输出了百亿元级别的混乱。ofo和它的竞争对手原本以为共享单车的问题可以在逐渐成长中解决,但没人等得及。到了2018年,ofo何时官宣放弃成为业界最大的悬念。ofo和它所代表的共享单车行业展示了一个有潜力的创业项目,在巨大的资本涌入后会扭曲成什么样。

摩托罗拉

今年是摩托罗拉创立的第90年,也是其10年来首次实现盈亏平衡,这一目标终于在联想将其收购的第4年实现了。在智能手机时代存活的传统玩家并不少,摩托罗拉为什么花了这么久才缓过劲来?《第一财经周刊》的结论是,它固守高端市场的错误决策。被联想收购后,它改变了这一策略。现在,很多手机厂商都瞄准了2019年开始的5G时代,以期翻盘,摩托罗拉也是其中的一员。

乐视

2013年,对当时几乎只有乐视网业务的乐视公司,《第一财经周刊》给出了“太像一个传统的A股上市公司”这样的判断。但谁也没想到,贾跃亭对于概念炒作的能力和野心,远胜于一般的A股企业:此前从未涉足硬件,却敢首先提出“智能电视”的概念;从版权内容增值中赚来的利润,转身就被投入到耗资更大的电影制作与宣发;成立3年,乐视体育就已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赛事转播版权库;看到互联网造车的机会,乐视体内体外就各有了一家汽车公司;想做智能手机时买下酷派、想拓展外部使用场景时拿下易道用车……一个繁复的“生态化反”体系迅速建立。但不出意料,到2016年年底,来自多个业务线的不利消息就已将乐视生态拖垮,大厦一夜间倾倒如散沙。前来驰援的融创本以为能用百亿元人民币盘活局面,却发现已经跑去美国造车的贾跃亭给他们留下的是真正的无底洞。

优酷

优酷的10年曲线实在有点高开低走。《第一财经周刊》第一次报道这家公司是在2010年,当年它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中国视频网站赴美IPO第一单,风头无两。2012年8月,优酷与自己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土豆合并。但新的竞争对手也来了,源于百度的爱奇艺和腾讯视频此后在自制内容和付费会员方面迅速发展,优酷却始终没有找到好的盈利模式。2015年,优酷土豆被阿里巴巴以45亿美元收购,成为阿里巴巴在视频领域的布局。此后3年,优酷始终没能找到节奏,在视频网站公司排位尴尬。最新的消息是,董事长杨伟东因贪腐被停职调查。优酷的下一个10年(如果还有的话)很值得观察。

凡客

凡客是一家靠销售服装赚钱的公司。但因为2010年一次成为社会话题的广告投放,它的销量突然爆发,这让它盲目地提升销售目标,大幅增加广告营销费用。当“凡客体”开始过时,它发现,当年的成功,只是一个孤例。而在高速增长时被凡客忽略的品质管理和团队建设,开始伤害这家公司。2015年,《第一财经周刊》最后一次报道凡客,对它的定义是:“一家营销公司”。

HTC

HTC从安卓智能手机阵营的冠军位置上陨落,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第一财经周刊》对它最早的报道在2011年,当时这家以代工起家的公司占据了高端安卓智能手机市场的空白。但短短一年,它就出现下滑,无法应对三星的竞争。在长期的下滑中,HTC一直寻找解决方案,它曾寄希望于VR头盔,但这个技术距离普及为时尚早。2017年,它将旗下负责制造Pixel手机的工程团队以及非专属知识产权以1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Google。

开心网

开心网原本也被认为可能成为“中国的Facebook”,但和人人网一样,它证明了这不是中国市场的需求。2008年上线时,它第一次让人们见识了病毒式传播的威力,凭借几个小游戏,累积了上亿用户,并且赚取了大把广告费。2010年开心网的整体收入达到3亿元,也是从这一年起,它的用户活跃度开始下跌。它原本希望成为社交网络平台,结果却成了一个网页游戏公司。2016年,开心网被全资收购,创始人程炳皓离职,开心网转型的方向是手游公司。

柯达

柯达没死。过去10年,这家拥有141年历史的公司经历了如同创业公司般的历程。在胶片行业彻底沉没之前,它必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2012年,它申请破产保护。随后这家公司完成了重组,进入印刷业,把自己变成一家面向企业级客户的公司。它出售专利,累计获得了20亿美元的现金。2016年,柯达终于扭亏为盈,但它已经不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了。顺便说一句,曾经把柯达逼上绝路的数码相机,现在也已经被智能手机击败。

本文作者:肖文杰、许冰清、张睿、郑晶敏、刘娉婷、邓舒夏、朱宝、吴洋洋、叶雨晨、郭苏妍、姚芳沁、袁斯来

举报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