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民：长三角一体化有助打造全球经济新增长极

长三角一体化去年11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领域发展全面提速。

本月27日，上海市市长应勇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并表示，上海今年将积极推动并认真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而应勇提及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抓紧编制。此前在去年6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审议通过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等文件。

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由来已久。从1992年建立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算起，至今已走过27年。而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是在“十三五”中期由中央决定的。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从产业布局、要素流动、制度环境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影响。

华民认为，地理优势、人文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府优势、产业规模优势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五大原因。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长三角一体化可以实现产业和人口规模集聚，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极。

作为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之一，产业融合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长三角涵盖综合实力强劲的上海、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制造业强省江苏以及劳动力及生态资源丰富的安徽。如何在三省一市实现垂直一体化的分工体系？华民建议，可以产业关联为抓手，让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总部、研发、工厂一体化的产业链分工，从这三个方面投入不同的要素，推动产业一体化。

华民认为，长三角的一体化会带来一些实际的溢出效应。例如一体化会促进经济规模扩大，能从区域外吸纳更多劳动力。此外，一体化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将曾经花在竞争上的资源配置到提高增长质量上来，从而释放更多要素投向技术创新。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资料图）

下附部分专访实录

第一财经：您是“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而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在“十三五”中期由中央决定的。这一战略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

华民: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可以实现产业、人口的规模集聚，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选择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地理优势。长三角区域靠海，并位于长江口，既有腹地又有对外开放、通向国际主航线的优良港口，地理位置很好。加上河流湖泊纵横，铁路公路交汇，基础设施也不错。

第二是人文优势。纵观整个中国，从南至北按气候自然条件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长江以南传统上属于季雨文明，这里半年雨季半年干旱，雨季的时候种水稻，干旱农闲时人们就得经商来养家糊口，所以南方人的经商意识及流动性特别强。

而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灌溉农业文明，一到冬天就不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因此人员流动性较小，和南方相比商业精神稍逊。

过了长城秦岭，古代就属于北方的游牧区域，自发的商业活动较弱。

人文优势还会带来思想上的革新，所以南方商业精神一直比较强。

第三是人力资本优势。长三角区域重点大学数量多，教育水平较高，人口素质较好，故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金融中心、互联网中心等多个平台。

第四则是政府优势。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契约精神普遍很强，“亲市场”的原则使得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少，另外政府效率和廉洁程度高，服务意识强。

第五就是产业规模优势。长三角三省一市各自的产业规模都不错，例如上海的金融和服务业，江苏的制造业和外资，以及浙江的民营企业。各有优势特点，整合起来，这个区域会进一步一体化。

第一财经：此前，长三角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上市公司把总部从县级市迁往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的现象，而一体化的加速可能加快这一趋势。你觉得一体化对长三角的产业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华民：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可以靠产业关联、要素流动两个方面来推进。

产业关联就是三省一市的产业要关联起来，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城市适合做什么，要素就流向那里。不过现在要素的流动是分散和割裂的，并不是跟着产业走。所以要素一定要按产业关联度来流动。而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是要看人能不能自由流动。比如未来是否可以降低“异地缴金居住落户”门槛，继而打破要素流动的壁垒，根据产业来决定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

在长三角实现高度一体化之后，产业布局有可能形成垂直一体化的分工体系，也就是总部、研发、工厂三方分工一体化的产业链。

现在三省一市的产业有点小而全，而产业一体化的关键是产业链，例如总部做战略、全球营销和资源配置（放在上海）；研发做技术（上海周边的嘉兴、嘉善）；工厂做加工制造。所以要以产业关联做抓手，让要素自由流动，接着形成总部、研发、工厂一体化但各自有产业链上的分工，实现不同规模的要素集聚，推动产业一体化。

第一财经：长三角很多小城市都是当年在“一镇一品”的乡镇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城市经济学理论中的“地方化经济”。但是按照城市经济学理论，地方化经济的效应以每英里50%的速度下降，衰减速度很快。长三角的加速一体化，能对区域内各个城市经济的融合起到怎样的作用?

华民：一体化会产生集聚和扩散两大效应，形成一个中心和外围的经济结构。

而集聚和扩散效应，会导致一些人和要素扩散到别的区域。例如上海的一些园区向周边转移，别处的人力资本向上海集聚。

此外，一体化后产业规模会扩大，区域的竞争力会整体上升。不过与此同时，规模集聚也可能会使原来分割状态下的产业结构遭遇调整，那么各地自成体系的经济结构可能会被打破。

不过，当扩大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对于长三角下属的县级、地级城市也是利好，大家整体会得到发展。

第一财经：区域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种要素的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看，您觉得长三角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能如何提高该区域这三种要素的增长？

华民：一体化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三种要素增长，提高长三角经济的质量和能级。

首先是规模扩张和竞争力提升。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会促进经济规模扩张和投资发展，可以吸引更多的外部劳动力。

具体来说，区域内如果经济规模扩大，要素就会供不应求，比如吸引长三角周边乃至中西部的劳动力过来，这也是该战略的核心所在——提高区域内部经济增长质量并带动周边地区，为劳动力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此外，一体化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如果竞争变成合作，就可以释放更多要素用于技术创新，免去以往用来竞争的资源成本，以便更专注地投入研发、工厂和总部的创新。

第一财经：在技术进步方面，制度环境是除了投资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长三角一体化能在制度环境方面对技术进步起到更大的作用？

华民：制度环境如果是分割的，企业就会按政策优惠力度来选择城市，如果一体化形成了，企业就会按城市的竞争力来甄选。

例如以往企业是“寻租”导向，现在则是看什么地方最适合自己，若城市有土地优势和劳动力，就适合搞园区；有国际市场优势就适合选为总部。这样一来，也节省了资源和精力。

另外，制度的整合也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实现技术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这对技术进步大有裨益。

第一财经：长三角各级政府已经具有较高的服务管理水平，而且已经在省域内、市县域内基本上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对吸引外来人口前来定居、创业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你觉得地方政府的服务管理水平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华民：一体化实现以后，企业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靠获得优惠政策、廉价土地、不公平的市场准入等来增加利润了，而是需要依靠自己创新。放在政府层面，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一体化以后，过去那种通过单纯的产业政策、优惠税收吸引投资的方式不太可行了，政府必须通过改善营商坏境来提高服务质量。